读《南方都市报》3月14日历史评论版《为何明清言官多“雷人”上疏》一文，见作者将明清言官相提并论一锅烩，顿有一种感情被伤害了的感觉。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文中讲的“蛤蟆给事”之类言官确有其人其事，甚至这种避重就轻提议案的人在言官中占多数，但相比之下，从古到今，明代的直言敢谏之士是最多的，舍身取义者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可谓群星璀璨，可为中华民族万世景仰。
该文说“明清则不然，皇权之专制力量高涨，在朝言路与在野清议之力量自然积弱”，这是想当然的推理。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谈太多，有意者请翻翻《明鉴》即知大略。明朝虽然从太祖朱元璋起加强皇权废相权，但朝廷言官的权势却比历代都大，设六科给事中、设分巡御史(即旧戏里常出现的“八府巡按”)，官虽七品，却职在监察部堂和地方大员；朝会上七品言官批评一、二品柄国大臣乃寻常风景，七品巡按御史可与一省首长巡抚大人分庭抗礼；官僚集团内部以卑抑尊，上下分权、中外制衡，是今日许多讨论“县官改由省直管”的人们所不敢想象的———这种分权出于皇权对治权旁落的防范，更同时用身边人(宦官)和特务组织监视官僚集团，是“家天下”的统御术和治国逻辑。至于在野清议力量之大，用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痛斥朝廷与人心作对的话来说，是“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事实则可能相反，是在野的清议力量以道统和民意代表自许，鄙视、质疑乃至挑战执政者，即朝廷以为是，外间必议之为非，而朝廷以为非，外间必论之为是。明末在野力量之大，以致至今有以明亡为例证而斥“清谈误国”者。
明代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朝代中，无疑是最黑暗无道的。开国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之残忍，篡位者成祖朱棣镇压政敌之血腥，“游龙戏凤”早死于淫窟“豹房”的武宗朱厚照之荒唐，疲怠不理朝政的神宗朱翊钧之昏顽，自毁长城的思宗朱由检之刚愎自用，以及“站着的皇帝”太监头子王振、刘瑾特别是“九千岁”魏忠贤之恃宠弄权，都堪称“史无前例”。然而，就是在这样专制野蛮的朝代，与宋文所说的“廷杖威武，言官自然萎靡。有明一代，言官被杖毙的并不罕见。兔死狐悲，谁还愿意前赴后继”相反，坚持“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士民，如野火烧不尽。读明史，多有慷慨悲壮、杀身成仁的故事，令人扼腕，也令人感叹。
士民与强权抗争，飞蛾扑灯似的前仆后继，其忠仁勇义惊天地泣鬼神者，编进中学教科书而我们熟悉的有，明末张溥的散文《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聚众反抗阉党“缇骑”(武装特务)而护良士，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民众，挺身投案，慨然赴义；清初学者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记曾任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左光斗，在诏狱中如何视死如归，教训化装成清洁工探监的学生史可法国事重于私谊的嘉言懿行。
而要说言官“雷人”的上疏，众所周知的有海瑞直斥嘉靖皇帝的“嘉靖嘉靖，家家皆尽”；还有监察御史杨爵疏言嘉靖皇帝“邪佞日亲，诤臣日远”；大理评事雒于仁上疏“直攻”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病缠身。至于对势焰盖天的权奸，也代有冒死揭发者，如继锦衣卫经历沈炼疏劾严嵩黩贿十罪而被刑罚又谪边，之后杨继盛不惧以卵击石，而劾严嵩“十大罪五奸”；魏忠贤提督东厂杀人如刈草，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他二十四大罪，而前赴后继斗魏阉殉难之最著名者，前有“六君子”、后有“七君子”。
明代士林相比之下可谓节操凛凛可敬，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考察其所以直言敢谏，我以为大体有以下三点值得一说。
一是，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各派)对儒家忠孝信义等思想观念的弘扬，使抗争者对掌权者有道义上的心理优势。请不要拿科举取士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说事，那只是另一面；而四书五经塑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他反尊孔是反对“执一”，并不反对那些儒家基本价值观；举人出身而循例无资格入阁的他也从不反对科举制度。那些士人真信了忠孝信义仁爱节操，就有一种正义在我的自信，敢于蔑视邪恶的权势者并与之对抗。
二是，中国士民对历史褒贬的信仰，以其对永恒的追求蔑视眼前的富贵。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就是这种情结；有人说“青史留名”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替代品，可谓一语中的。但它的前提应该是，历史书写是可以信赖的，而不是由“胜利者”书写或为权势者服务的。明代的士人是幸运的，他们还相信有信史。杨慎鼓动众官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都是对己方正义感的确信，也是以对历史的信仰作精神支柱的明证。
这种信念人格和历史信仰的力量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明英宗大兴土木拓内皇城、修离宫别馆，刑部主事(副局级官员)郭循极谏触怒皇帝，命将他用毡子裹到大内亲自诘问，而“循对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锦衣卫”以泄忿……最后，是英宗“屈服”而复其职。大太监王振专权，会议于东阁，“公卿见振皆趋拜，(大理少卿薛)瑄独屹立，振知为瑄也，先揖之”；王振衔恨报复找借口将薛瑄下狱论死，将行刑时，王振闻他的仆人在厨房里哭泣，缘“薛夫子将刑也”，王振为之感动，薛瑄终得保全。此二例可证，有明一代果然能信文天祥之言“天地有正气”。
三，更具全局性的是，明代执政者和士民有两种评判是非和人物的标准，而士民舆论更强势，民间的声誉可以支持和“对冲”官方的打压。英宗时，权阉王振将直臣廉吏于谦下狱论死，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于谦辩冤请命者数以千计“乃命复原官”。国子监祭酒(校长)李时勉不肯谄事王振，辞官回乡，太学生和朝臣出饯都门外送别者近三千人，鼓乐前导，观者塞途，商贾罢市，或远送至其登舟，舟发乃还———俨然东汉末年党人故事。至明末，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籍”为民，“宪成既废，名益高”，于是修缮宋代建的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俨然“在野党”、“影子内阁”。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其力作《明夷待访录》里写《学校》一章里提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显然，他的思想远绍孔子的赞子产不毁乡校，近观于有明一代书院议政之风。
到了满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如何被改变，明代直言敢谏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中断，则超出本文范畴，需另撰文论之。
稿源：荆楚网
作者：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