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三中全会和之前的中央工作会，开了近四十天；今年的三中全会，只开了四天。但是，两个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两个三中全会都事关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中国的改革起步于农村，在三十年后的改革继发阶段，再次着力于农村，这个现象说明了些什么？
　　首先，中国的农村太大、太重要了，不容忽视。你到欧美发达国家看一下就明白，那些国家的农村已经只是工业的种植车间，用人很少，农业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他们出台的政策，多在金融、环境、卫生等方面，所谓的三农问题并不凸显。反观中国，农村问题却是一个实际中回避不开的大问题。哪怕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但巨大的三农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就如同一块巨大的白布，城市只是布的边角，而中间的大块部分则是农村。仅仅把布的边角染上亮色，那是不能彻底改变布的颜色的。
　　其次，中国农村的潜力太大了。经济上的潜力，就是接受资源和转化资源的能力。世界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资源转化和增值的过程。一个经济体如果只有接受资源而没有转化增值的能力，那这个经济体就是一个闭锁的经济体，也肯定是一个贫穷的经济体。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的缺失和物质短缺，使得农村经济体的能力低下，农村连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更缺乏规模化吸纳资源和转化增值的能力。三十年之后，这种情况已有了很大改观，中国农村经过休养生息和制度再造，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活力。就像一块经过了休耕和整治的土地，重新具有了有机的土壤，恢复了种植的能力。
　　中国农村的发展潜力，还在于它将从简单的产品贡献型，向着资本交换型经济体转变。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是以具有强大的资本交换能力为财务特征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单向接收资本哺育的，或者是交换能力不对等经济体。中国将要进行的新一轮农村改革，我认为，从根本上看，就是要把农村的潜力充分开发出来，使之成为具有强大造血功能和价值交换的实体。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可能，这次全会推出在依法、自愿、有偿条件下、在三个不变的范围内，把土地纳入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调整对象，这就给土地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操作平台。农民可以通过规模化提高农产品品质，降低成本上也有了可能。
　　第三，农业不等于种植业，农村不等于农民的聚居区。从长远来看，种植业的弱质特征，不会以意志为转移。世界上还没有仅依靠种植业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因此，转化农村地区的单一功能，使之具有经济上复合的功能，这是人性化的追求，也是符合经济意义的安排。
　　农民、居民、市民，这三者将来不应该有太明显的身份区别。宜居的地区，尽量发展为适合于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场所，不一定非要成为种植粮食或产出具有衣食价值的作物的载体。这既有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人的观念转变。从历史上看，当讲故事成为一种职业时，人类的分工就具有了文学和美学的意义。因为，如果在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不参与种植和狩猎的人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何谈以讲故事为业。同理，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三产的缺失，使得本来就很过剩的劳动力变得更加过剩。而当把目光投向这些领域，并且赋予农村这些全新的功能时，不仅人的生存环境将大为改善，而且经济上和生态方面的结构有机性，会使得农村成为一个富含人居要素的最广大和最有前途的地区。

　　稿源：荆楚网
　　作者：江作苏（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腾讯·大楚网董事长。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