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陪天门城管受审的还应有中国城管制度

　　9月17日，湖北天门市民魏文华被当地城管殴打致死案二审开庭。据《新京报》9月22日报道，事件嫌犯鄢志明等人二审供认他们系“受命”暴力执法。当地城管暴力执法成为工作常态，一城管对警方供认，天门城管局原局长齐正军曾明确要求他们“用粗暴对野蛮”，“对不服从管理的人，只要不把人打死，不要怕他们”；而执法时若不动手，会遭到领导批评。一位律师说：“受害人魏文华是无辜的，被告鄢志明等也是无奈的。”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现实更让人感到绝望的了：一群无奈的人活生生打死了一个无辜的人。这群人的无奈在于，在“用粗暴对野蛮”成为行政信条之后，他们就理所当然地以殴打无辜的方式，来遵从来自组织或单位的指令。而作为组织与单位的天门市城管局，同样也有诸多“无奈”，“市容差成为天门多年积弊，客商多有投诉，行风评议中城管局多年垫底”的现状，似乎在迫使城管方面不得不采取“弹压”的方式执法，来表现政绩。
　　我们曾经一再发问，城管心中到底有多少恨？用以表达对城管执法之暴戾难以置信的程度。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追问的是，城管到底有多少无奈？若无此，则将难以完成对制度的叩问。
　　天门城管的“无奈”，无疑来自一种体制的压力。这个体制，既包括对职能部门进行评价的体系，也包括对城市管理质量进行考评的体系。不难发现，不论哪一种体系，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皆非普通民众的真实意见，而是来自上级权力部门的威权。在这种情形之下，城管这种职能部门真正需要的，只是上一层级权力部门的认可，而非民众的满意。于是，当原本内涵丰富的城市管理，被粗暴地简化为对市容的追求之时，在部门利益驱使之下，城管就不惮于以毫无人性的方式对不服从者暴力相向，底线仅仅是“只要不把人打死”。我无意于替杀人的城管开脱，但是当我们将所有的愤怒指向城管队员的时候，也应首先明白，“好的制度使鬼变成人，坏的制度使人变成鬼”。
　　一个“坏的制度”，不仅陷民众于不利，也陷执法者于不义。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没有人可以处于有利地位。不论是天门事件中被城管打死的无辜者魏文华，还是北京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中被小贩刺死的城管李志强，抑或是这些正在接受审判的天门城管，不论是暴力的执法还是暴力的抗法，实质都是同一种制度缺陷的受害者与必然结果。上述事件的当事人也成为同一个时代及制度背景之下的悲剧主角。
　　作为一个制度性标签，“天门城管”已不仅仅是天门的特产。当天门城管站在法庭上，应受审判的还应有中国的城管制度，更应有中国的权力行使规则。在这样的一种权力秩序中，因为民众的权利无法对它形成节制，所以它日益走向民众权利的对立面。天门城管事件如此，云南孟连事件亦如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反思孟连事件时曾经说到，“一些基层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其实，“老板”除了作为资本的代表之外，在很多地方官场的语境之中，是上一层级部门主管的代称。谁能相信，那些“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城管，是“为人民服务”的？天门事件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取缔城管的舆论呼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直以来，我们并未形成使权力真正听令于正当民意的机制。
　　公共权力需要从民众权利那里找回应有的方向感。这正是俞可平先生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说到的：“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当城管被逼无奈打人致死，当越来越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正在发生，所表明的只能是权力失去规制、迷失方向的程度。无论如何，权力不应成为对抗公民权利的工具，暴力不应成为公权行使必须的手段。制度决定行为，规则决定人性，我们必须从法治、政治与体制的层面有所反思，必须从权力的授予、监督、问责机制方面完善对权力的规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一切权力都对公民权利保持敬畏，向公民权利寻求正当性。
　　稿源：东方早报
　　作者：杨耕身 （《潇湘晨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