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山西煤改 政府权力边界何在

　　继全国瞩目的山西煤改于2009年底大局初定后，山西省日前再出煤改新政。新政包括两大要点：兼并重组后形成的主体企业注册资本金原则上不得低于2亿元；主要负责人必须具有8年以上管理大、中型煤矿的经历，同时兼有煤矿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山西煤改的初衷，当初是计划将煤炭企业数量将从2200多个减少到100个左右，而目前煤炭主体仍有130家，此新政可能再减少20多家。”2月21日，一家山西民营煤企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承认，此次减少的20多家煤企应该也多是民企。
　　当山西煤改“国进民退”的坚定意志已然不可更改，此番“煤改新政”成为对2009年底山西大局初定的“国进民退”胜利果实的进一步夯实，也就不足为怪了。固然，山西方面此前已经表示，经过兼并重组整合，国有企业办矿占20%，民营企业办矿占30%，股份制企业办矿占50%。这似乎能够从数量上说明，“国进民退”的事实并不存在。但是显然，山西方面并没有进一步公开煤改之后国资、民企的市场份额和生产规模，以及股份制企业中的国资和民资的股权构成，那么在去年底浙商们纷纷败走山西一幕出现之后，又能拿什么来抚慰市场对“国进民退”的惊恐？
　　或许从一开始，主导山西煤改的政府方面就根本毫不在意市场的恐惶。当浙江煤老板纷纷败走山西，并在极尽上书国务院、组织各类研讨会等方式寻求舆论同情之后，他们也最终发现，再多的螳臂也不可能丝毫地挡住“国进民退”在山西大踏步的前进。因为作为一个事实，这场煤改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没有博弈的强权游戏。我们一向知道，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时刻谨守其权力边界。然而在山西煤改中，在政府强大的意志之下，公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一只看得见的手完全取代了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不仅是学者指出的，政府所安排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质是煤矿的国有化，私人煤矿基本上被排除到煤矿行业之外。还在于此次兼并重组采用了一种非市场的议价方式，资源转让价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甚至对煤老板关于价款补偿的异见，山西有关部门一度明确回应：没有讨价还价余地。而浙江方面则披露，一些浙商其实是在强权下被迫签订重组整合协议的。这里面，除了独断，人们丝毫看不见市场中正常的议价与博弈机制。原本应为市场秩序坚定维护者的政府，就这样首当其冲成为市场规则的践踏者。

　　政府的意志有多强大，“国进民退”的势头就有多么凶猛。于是当山西煤改成为一场国有企业的狂欢盛宴，它也就难免对民企产生挤出效应，山西煤改由此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命运新的悲情注脚。于是我们看见，春节前《南方周末》以煽情的笔法写道，"和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一样，曾经披着黄色军大衣，在年关临近时躲债的煤老板，如今再次四处躲避追债。“顶着巨额高利贷，以图在煤炭牛市期间大展宏图的煤老板发现，希望逐渐消失在寒冬之中。”而事实上，这不光是浙江的命运，同样的噩运也降临在山西当地及其它民企身上。
　　或许，再多的血泪故事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默默承受，可以被一个隆隆前行的社会忽略不计。但是当山西煤改所图解的“国进民退”之策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动向或潮流，并由此衍生的权力资本主义的社会前景，则不由得人为之恐怖。因为公权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附庸，随着既得利益者对社会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攫取力进一步加大，必将导致社会公正的失陷，市场伦理的蒙蔽，导致一些最具活力的市场因素消失，成为这个历30余年始初见模样的市场的巨大灾难。但不幸的是，国有资本在很多竞争性领域的进入与占有，已不鲜见。而在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中高层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事实，使得今日之中国，早已不再是周瑞金所称颂的那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但愈是如此，一个基本的政府伦理原则却需要愈加坚定，那就是必须致力于提供公平、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成为对市场原则的破坏者。这就需要处理好政府和非公经济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并从根本上要通过政府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支持的方式。舆论与社会对于山西煤改中“国进民退”现象的关注与警惕，正在于此。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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