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浙江慈溪官员廉情公示制度，最近有了初步的执行结果。到目前为止，当地已有500多位副局级以上干部进行了廉情公示。对此，被公示的官员普遍表示“可以接受”。
公示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有私家车，大多数官员甚至有两套房、两辆车。对此当地官员表示，“这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对于这样一个公示结果，尤其是其中的“两房两车”情况，当地一些市民以及网上的网民在肯定其积极价值的同时，仍心存疑虑。如怀疑“两房两车”的财产状况与当地官员的正当收入可能不符，或者担心有关官员房子车子的真实信息易于隐瞒、难于查实。
在我看来，在许多相关信息得到充分披露之前，特别是相对应的公示制度得到全面完善之前，其实是很难回答清楚“官员两房两车是否正常”的问题。因为这背后涉及的还是官员财产从“廉情公示”走向“财产公开”的距离问题。
以此观之，慈溪廉情公示制度诚然具有制度探索的价值，但其暴露和折射出的缺憾也相当明显。
比如在“谁应该公开”的问题上，仅是“级别达到副局级以上的干部才需公开”，至于更高级别包括廉情公示制度组织者自身在内的当地市级领导干部，则“还没有涉及”。
再如在“向谁公开”的问题上，干部廉情公示的“公开”范围，也仅是限于单位内部、机关大楼门前的有限公开，既“没有张贴在大街小巷”，更没有诉诸媒体直面社会。
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在“不公开或公开不实将面临什么后果”的问题上，现有的廉情公示制度还缺乏必要的刚性的制度安排。而从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方面的“后果”实际上是相当严厉和明确的。在这些国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称为“终端反腐利器”，而刚性的制度安排，正是决定其“锋利”品质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稿源：大江网
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