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县不久前正式开始享受“贫困”待遇。《新京报》25日报道说，“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媒体所说的“身份特殊”，是指大同县已经顶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上世纪90年代全国刮起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这个县的主政者急于“奔小康”，“硬着头皮”挤进了“小康县”行列。领导的政绩是有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却没了，对此百姓怨声载道。
事实上，当时的大同县达不到小康标准。获得“小康县”称号后，当地一些机关连“小康”的牌子都不敢挂出去，“害怕老百姓骂”。不少干部认为“争小康是胡闹”，但这是领导的决定，旁人“无权置喙”。本应有的放矢、民主决策的公权力，过度集中于个别人，带来的往往是决策的专断和偏失。此间造成的恶果，却又叫百姓承担，委实可憎。
获得“小康县”称号之后的16年，大同县“吃了大亏”：不仅无缘于中央和省市的海量扶贫政策，许多原本享受的政策都被搁浅；再加之当地几家中小煤矿的关停，这个县变得更加贫瘠……
既如此，继任的主政者就该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坦承实际情况，争取改变。而吊诡之处恰恰就在这里。
十余年间，大同县数任主政者，不但未能正视当地的实际情况，承认经济发展的落后、百姓贫困的现实，反而一年胜过一年地大幅拔高GDP数据，炮制“大同”景象。显然，一些领导干部唯恐“谎言”在自己手上破灭。这种欺上瞒下的做法，无疑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山还是那片山、地还是那洼地，大同还是那个大同，一些干部往省里“跑一跑”，就能把原本的不富裕定格为富裕，把滞后的发展美化为“连年大幅增长”，这种捂着鼻子骗眼睛的做法，之所以能够驰骋十余年，其原因就在于评价体系出了问题。贫困县的认定欠缺严谨，单凭地方上报的材料就进行“指数法”计算，数据核实不到位，百姓没有话语权。
时隔16年，大同县终于成功“返贫”，享受贫困县待遇。但它依然没能摆脱唯领导意志是举的政绩冲动。摘“穷帽子”，是为了政绩，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摘“富帽子”，还是为了政绩，老百姓还是没有发言权。
评价一地是“贫”是“富”，看重的往往是领导的活动能力，而非百姓的切身感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考量。此种怪状，亟待矫正。
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