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诸如《最炫民族风》等劲爆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
妖魔化“大妈”,大概是当前最没有风险的事,盖因“大妈”是最缺少社会资源与话语权的群体。大妈们大多已经退休,不掌握实际权力,甚至不懂得网络。当其他群体指责她们“占用公共资源”,嘲笑她们“不改小市民心性”,攻击她们“扰乱公共秩序”时,她们既难以回击报复,也很少自我辩解。加之年轻人与“大妈”间本就存在代际差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调侃“大妈”的队伍中来,“大妈”一词的负面色彩也日渐浓厚。
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妈”其实是充当了社会减压阀的角色。社会不可能是完美的,总是存在各种弊病,人们看到不公、感到纠结,总想找一个发泄的出口。这时将一些问题归咎于“大妈”身上,一切似乎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其他群体也能在贬损“大妈”中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社会情绪滋生起来,不仅将造成群体对立和社会割裂,也会遮蔽真正的民生问题。
比如在早晚高峰的公交上碰到“大妈”,一些上下班的年轻人自然地心生不满。但“大妈”赶公交也有自己不得已的理由,如早起去医院挂号,接孙子上学放学等等。任何一个群体都有乘公交的权利,如果城市交通规划更合理一些,公交运力再发达一些,即使再多一点“大妈”又有什么关系呢?再比如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实质是人均广场面积严重不足、公共体育运动场所欠缺所致,如果大妈能有足够的活动场所,可能就不会影响他人。
一味渲染“大妈”与年轻人的矛盾毫无用处,因为社会群体之间需要的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社会问题需要一个一个解决。“大妈”其实就是我们的亲人、邻居,当我们在肆意嘲弄这一群体时,也应该考虑下身边人的感受。今天的年轻人也会老,将来也会被嘲笑落伍,不知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对今天嘲讽“大妈”的行为感到懊悔?
稿源:楚天金报
作者:段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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