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文：官本位不死，教育行政化难去

　　教育去行政化由于写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初稿而受到人们的强烈关注，有专家认为，教育行政化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最主要根源。如果说当年教育产业化的提出是给我们的教育指错了方向，那么而今把病根找在教育行政化上可以说是找错了病根，至少可以说挖得不够深。所以说开出的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药看上去很猛，也只能算是又一剂治表的偏方。对此且作一些浅层次的个人分析。
　　一、力主教育去行政化的声音来源有哪些？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哪些方面的声音要求教育的去行政化。首先的声音是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因为按着现有的人事制度各高校领导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这些学校领导的任命权并不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家在一起开会就会发现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并领导不了高校的校长们，教育主管部门要提出高校的各种改革还必须要各高校的自觉配合，否则就很难落实。各级教育部门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主管部门要力推教育去行政化，其核心在于拿回各类学校的人事任命管理权。
　　再一个声音就是来自于各学校内部的代表“学术权力”的专家教授。各学校从来都存在专家教授与行政领导权力之争。在这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常规战中，专家教授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只会投机专营的行政领导，行政领导也常对那些在他们看来只知钻牛角的书呆子专家教授们嗤之以鼻。专家教授们虽拥有较大有学术声誉和光环，而行政领导手里握有可观的人、财、物资源，这样为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专家教授们往往不得不向行政领导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为五斗米折腰。专家教授们总认为自已学有所长应当拥有更多的行政资源，而行政领导总是习惯于从全校、全社会的高度去平衡把握，这样一来两者必然各执已见、我行我素。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专家教授总是显得真理在手却含怨受屈，而行政领导总是政令我出却处处被动，受人诟病。教育行政化的深弊已暴露无疑，在专家教授的狠揭猛批之下甚至有些被夸大其辞或被妖魔化。其实真要完全按专家教授的意见去办学去搞管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什么也办不成。因为他们往往喜欢就事论事，喜欢就教育看教育，看不到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他们的高见一到现实当中便寸步难行。某地一个专科学校搞扩建，结果仅征地一项就拖了两年，原因是学校拆迁原住户时按政策办事而原住户根本不买帐。最后学校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援，政府一转手甩给了开发商，没过了两月，拆迁全部搞定。教育家办学这本来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现实社会里，也能当作一种美好的理想，因为单纯是一个专家教授或学术权威要想办好一所学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还必须是一个深通官场运作之道，谙熟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再一个声音是来自公务员队伍为主体的党政领导。他们虽然大多并不懂教育，也拿不出教育发展改革的好办法，那么既然专家教授们提出来要教育去行政化，那他们也认为言之有理，给予支持。过去企业取消行政级别，今天学校取消行政级别，明天事业单位也要取消行政级别，最后当然只有行政部门才具有行政级别。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今天，自然也就只有唯官独尊，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自然不会受到损害。具有现代特色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领导型政府。
　　二、教育去行政化后，教育部长从何而来？
　　这是一个看似可笑的问题，但按着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很现实的。 根据有关干部管理办法的精神是要鼓励企事业单位与公务员队伍进行交流，如今企业的行政级别已取消，事业单位也要逐步取消，如此一来，干部交流岂不是一句空话？按着教育去行政化思路，今后高校及各类学校的行政级别将逐渐取消，那么就中断了学校与行政级别的联系。教育部门的领导如从其它行业调整过来的话，那必然也要落一个不懂教育的名声让专家教授们给轰下台，如此一来也只有从教育部门内部产生，因为按着现有的公务员管理的办法也只能如此，这样就保持了教育部门领导的变相“世袭”。这倒也稳固了专业管理人员的铁碗，反正没有行政级别的专家教授们就别再想参与进来了。再往深层次的讲，去行政化之后“学术权力”取得胜利之后，学校的党组织如何开展活动，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一系列随之而的问题会摆在面前让我们无法回避。正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所讲“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去行政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靠教育行业自已搞肯定难见什么成效。
　　三、教育去行政化难道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吗？
　　从根本上讲，行政化这是一个官本位理念作用下的必然产物，也并不是仅教育行业突出，在几乎所有的事业单位都存在行政化的问题，即使那些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行政化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其实形成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除了官本位在作怪外，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的节奏迟缓效率不高的问题，还有人浮于事的问题。许多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在社会就业压力大的时候就自然成为安置劳动力的沃土，这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挤进去，干不了专业干什么？只好搞管理，充实到办公室、后勤部门、服务部门，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管理层，甚至有些单位出现专业人员远远少于管理人员的将多兵少的局面。
　　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管理理念的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行政级别只是一个壳，而内部管理机制的行政化才是核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认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参与制定《纲要》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认为“高校行政化是官本位的产物，不去行政化，高校寸步难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行政化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造成高校行政化的官本位才是真正的元凶。只有官本位理念彻底失去市场，人们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可能真正实现彻底的去行政化。所以在我们这个学而优则仕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要实现去行政化谈何容易。指望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根本性改观是十分幼稚的也是不现实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就象烹煎小鱼一样不要随意翻动。教育事关全体公民的受教育权益及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改革也一定要慎之又慎，急不得，宁慢勿乱，万不可轻意地改来改去，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再也没有折腾的资本。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