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官二代”为何要求“补偿”压岁钱？

　　2月3日，中国广播网上有一条消息称：中央“反四风”的要求，今年影响了孩子们的红包收入，这几天，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处理了不少“红包纠纷”：孩子因为压岁钱锐减，要求家长给予补偿。就在同一天的《新京报》上，又读到了一条类似的新闻，说大年初二，18岁的李成（化名）从登门拜访的“叔叔”手中，收到了“这辈子最大的红包”——3000元。为谨慎起见，李成的父母决定“赶紧也包个3000块的送回去”，但最让李成开心的，是父母同意了李成可以留下这3000块钱。
　　面对官二代对高额压岁钱的预期，中央“反四风”行动的落实，必然使他们大失所望。尤其是当有人顶风送来大额压岁钱时候，是拒还是不拒、是还还是不还，必然使父子两代之间产生分歧甚至矛盾，给这新年的家庭，增添一点烦恼。怎样缓解这种烦恼，“官一代”采取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请心理咨询人员帮助，从心理学的角度让孩子放弃“补偿”的要求；二是像李成的父亲那样，红包归孩子，自己掏腰包，也以送红包的方式还回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办法一方面可以满足了孩子的心意，达到家庭的和谐，同时也关闭了受贿的大门，可谓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皆大欢喜。
　　其实，这两种办法似乎并不妥当。首先，“官二代”对压岁钱的过高期望，并不仅仅来自心理的欲望，而是若干年来养成的习惯使然。前几年每年都能收到数目不菲的压岁钱，父母似乎并没有阻止过，早就在孩子的心目中养成了“名正言顺”的习惯，在拼爹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今天，更造成了官二代们在压岁钱上的拼爹，谁的压岁钱收得多，就证明谁的爹权力大、人缘好、办法多，所以才会有“我去年的压岁钱就没比过班里的小美，今年一定要超过她”的想法，才会有“爸爸这个官当得窝囊，收点压岁钱都要被人管”的失落感。至于李成父亲的做法就更加不妥。记得十几年前，安徽阜阳一位市长在法院审查他的财产时就曾说过，他七岁的外孙每年可以收到压岁钱7万多元，“应当计入他的合法收入”。如今送3000元压岁钱对于有求于官的生意人来说，恐怕只是一个小数目，如果都用这种办法缓解孩子的压岁钱欲望，作为一个清官恐怕难以满足孩子每年7万元（还是若干年前的行情）压岁钱的欲望，此其一；其二，这种办法只能更加强化官二代们收受压岁钱“名正言顺”的思维定势，培养出孩子的贪欲之心，实在是害莫大焉。
　　官一代与官二代在压岁钱上的矛盾，其实并不仅仅是家庭里父子二代之间矛盾，一方面反映出中央“反四风”还没有深入到官员的家庭，还没有在官二代的身上产生效应，需要更加深入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矛盾在官两代人身上的反映，如果没有社会廉洁度的不断上升，如果没有拼爹现象的逐步消失，如果没有“反四风”长期效应的保障，就不会出现官一代与官二代在压岁钱问题上向清廉方向发展的和谐。相反，还可能重新恢复某些贪官认为“外孙的压岁钱是合法收入”，而他的子女则说“过年收压岁钱是理所当然”的腐败式“家庭和谐”，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
　　稿源：荆楚网
　　作者：金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