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在江苏、贵州、宁夏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将是三地学费标准调整后的首批承受者。相比上一年,宁夏是各地当中学费上涨幅度最高的,其文史、理科、医学等各类专业的涨幅均超过50%。2013年,已有六个省(区、市)完成了高校学费标准的调整工作,少则涨一成,多则翻一番。(8月18日《中国青年报》)
高校集体涨价,引起了不少舆论的关注。现如今,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本轮学费涨价幅度的确算不上微涨,背后牵动着千家万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学生而言,他们对高等教育收费价格比较敏感,涨价不可避免地增添负担。
对于大部分高校而言,大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追求产出的最大化,而是最终达到声望的最大化。2009年,我国的9所知名的985院校就提出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为此,高校为了追求影响力,就会尽可能地吸引优秀的师资力量。正如有西方学者提出的“鲍恩理论”:高校尽可能筹集到每一分钱,然后将其全部花光。由此可见,排除物价上涨的因素,高校的内在机制就有花钱的冲动,大学的成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可是,我国的高校涨价为何争议如此之大?原因就在于,我国高校的成本和价格机制本身就不透明。高校如何确定成本,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公众也就无从了解,这是我国高校“成本病”严重的原因。我国的高校收费中,采用学费与成本挂钩的方式,也就是学费不超过成本的25%。可,现实的情况却是没有哪一个高校提供确切的财务信息。另外,大学中行政人员较多,过度的行政化带来的支出,与学费相挂钩是否合理,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亟需厘清。
作为应对大学涨价的应对措施,国家除了要做好贫困学生入学贷款的“绿色通道”之外,不妨考虑建立多样化的学校奖学金体系。学校层面要做好校友捐助奖学金。国家层面既要增加奖学金的投入,也要细化政策,防止奖学金成为“撒胡椒面”政策,同时保证贫困的同学有尊严地享受奖学金。以此,对贫困学生的学费进行政府补贴,让这部分学生上大学“物有所值”,以彰显教育的社会性。
当然,根治我国大学的“成本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高等教育实行成本核算。将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学生活动、行政成本和基建费用分类核算,折合成产品的成本,形成合理的收费依据,让社会信服。另外,不妨落实国家教育改革中“管办评”分离,依靠第三方机构建立国家高等教育监测体系,形成高校之间的竞争,促使高校内形成改革的内生机制,优化办学支出的结构。国家视高校公共产品提供的情况,给予高校成本的补偿。
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今天,治理高校的“成本病”,目的不局限于抑制高校学费涨价的冲动,更为重要的是,让贫困孩子上大学更加轻松,促进社会公平;为了提高大学经费的使用效率,释放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活力。如此,高等教育资源的“增量”才能形成,“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会趋于明朗。
稿源:荆楚网
作者: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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