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法治建设如沐春风，开始抒写崭新的一页。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从“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国法治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发生了质的变革。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法治的“变革史”。这种变革，源自于思想解放，源自于改革开放。
从宪法层面看：根本大法的修订，彰显人民权利意识逐步增强。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统一。这次修宪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意在表明国家权力源自人民的赋予。1982年宪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基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对这部宪法进行修订。宪法的历次修改，都为法律的立、改、废、释提供宪法依据，加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形成。
从立法层面看：立法主体的演化，彰显良法善治理念逐步增强。1982年宪法的施行，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权力机关到行政机关分层立法的体制，奠定立法体制的宪法地位。《立法法》出台前，中国的立法权由宪法、地方组织法予以规定，或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历经多次变革，立法主体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扩大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拓展到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延伸到经济特区；立法重点从侧重经济领域立法，到重视社会、民生领域立法。《立法法》的制定和修订，成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保障良法善治的关键一招，是中国立法改革的重要标志。该法规定的立法权部分下放至设区的市、不得增加公民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权利等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立法体现。
从执法层面看：执法体制的创新，彰显依法行政能力逐步增强。在执法方式上，以创制法律为契机，通过出台《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基本法律，有效治理滥设处罚、滥施处罚、重复处罚等违规处罚行为，有效遏制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暴力执法等违规执法现象，中国的行政执法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进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新阶段。在执法体制上，以体制改革为突破，相对集中处罚权、许可权试点成效明显，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推诿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的行政执法呈现综合执法的发展态势。在执法监督上，以推进依法行政为主线，国务院发布一系列与执法监督有关的文件，建立政府权力清单、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助推中国执法监督规范化、制度化。
从司法层面看：司法职权的优化，彰显公平正义信心逐步增强。在刑事制度构建上，以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出台为标志，中国的刑事法律获得新生，为迅速恢复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节点，中国《刑法》历经十次修正、《刑事诉讼法》历经三次修正，每一次修正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现。在司法体制构建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律师制度，到出台《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从“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实践，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的司法职权配置逐步优化，司法体制改革正有序展开、稳步推进。
从守法层面看：全民普法的深化，彰显公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强。
1979年，邓小平同志倡导“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号召全民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至此，中国全民普法的大幕胜利拉开，“五年规划”式的全民普法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创举。从1986年“一五”普法正式展开，到现今“七五”普法的持续推进；从倡导公民个人学法，到广泛开展“法律六进”；从普及带有启蒙性质的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理念，中国的普法工作由点带面、由浅入深，向纵深全面推进。2016年启动的“七五”普法，在规划中首次提出“法治宣传教育”，这种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体现全民普法活动的“升级”，更彰显公民法治理念的升华。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 改革开放40年发展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法治中国的关键一招，是法治中国永葆活力的源泉。
稿源：荆楚网
作者：黄先进
（作者： 编辑：杨虹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