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记者会，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专门介绍了中国的分区分类防控措施，指出“湖北、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根据疫情的评估，实施不同的防控措施。不同地区防控限制等级是不同的，并不能用‘封城’简单描述中国的状况”。
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的一篇最新报道也指出，那些模仿中国武汉“封城”的西方国家，可能学错了课程。因为，中国在武汉“封城”后还采取了更多严格的防疫措施，这才将疫情控制住——可这些措施，还没有被西方国家采用……
随着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加速，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部分城市等都在采取封城乃至禁止外国人入境的“封国”措施。然而，各个国家封城后采取的防控措施力度不一，疫情蔓延态势仍在加剧，无法避免许多医院被挤爆的情况。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开始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并关注中国在武汉封城后采取的举措。
正如西方媒体指出的，武汉封城的措施，其实仅仅是延缓了病毒向其他地方扩散的速度，但“封城”的措施并没有阻止病毒在武汉内部的传播。那么真正让武汉形势实现逆转的是什么？
范凯尔克霍弗说，“现在中国基本没有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湖北除武汉外已经解除通道封锁。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限制人员流动后，迅速识别、隔离、治疗了确诊患者，切断了病毒传播链条。”控制源头、切断传播途径，是传染病防控的治本之策。在没有特效药或疫苗之前，传统的防控措施——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仍然是最有效的办法。
实际上，封城只是第一步，摆在封城后的迫切问题是，控制疫情社区传播，及时救治患者、避免发生医疗资源挤兑。
武汉封城后，为了解决疫情的社区传播，大力开展了社区排查，下功夫提高核酸检测能力。中央指导组督促武汉市开展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一般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拉网式大排查，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国各地疾控机构选派近千人支援武汉，开展流调和防控工作，派出13个专家组蹲点指导、快速评估。特别是从2月16日起的第二次大排查，为期3天，“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有力促进感染底数摸清、人员摸准、数据真实，实现“釜底抽薪”。
核酸检测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十分关键。如果不及时检测、及时确诊，健康的人和感染者无法区分，大量病人居家隔离容易造成家庭聚集性传播，如果在社区或社会流动，更增加传播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央和各地支持下，武汉将核酸检测能力从初期每天300人份提高到2万人份，采样送检到反馈结果的时间从2天缩短到4-6小时，做到了“应检尽检，即送即检”。美国等初期流调、检测不力，正是导致错失疫情防控“时间窗口”的重要原因，而韩国等病毒检测能力强——遍布全国的便捷检测点、24小时运作的实验室、日均检测2万人，是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因素。
快速增加床位供给，解决患者“收治难”的问题，同样在封城后极为重要。新冠肺炎的一个特点是轻症患者占大多数，然而如果不加隔离救治，会有不少轻症患者拖成重症，随着疫情指数级传播，很容易击穿现有医疗资源。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纽约等频频上演类似场景，甚至因床位不够，发生“放弃救治老年人”的极端现象。在这方面，武汉开设方舱医院，可以说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招。2月初，根据党中央决策，武汉市立即将一批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改造为16家方舱医院，开放床位13000多张，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了床位不足的问题，大大加快了病人的收治力度，有效降低了轻症向重症的转化率。从2月3日首家方舱医院建设开始，到2月27日出现“床等人”现象，历时仅20多天，就彻底改变了“一床难求”局面。目前，意大利、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家，也在采取建设方舱医院的举措。
疫情防控是总体战，简单封城不能解决问题。除了上述方面，当然还包括调配足够的医护人员，提供强大的医疗防护物资并且高效分配，保障居民群众封城后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安定，发动全体人民积极配合等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展现了强大的领导指挥、组织动员、资源调配能力，中国人民展现出了自觉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封城”，是局部的、个别城市的，没有搞全国“一刀切”。根据疫情的评估，各地实施不同的防控措施，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哪怕在疫情中心武汉，也在创建无疫情小区、无疫情街道。这也是为什么世卫组织会评价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历史上“最勇敢、最积极”的，同时也是“最灵活”的。
当前，得益于很多国家采取的封城、关闭学校、限制人员流动等严格的防控措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界正面临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个窗口期。但这显然还不够，“接下来应该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采取有力行动，追踪、检测、发现、隔离、治疗感染者，这是迅速遏制疫情，恢复正常秩序的最好方法。” 谭德塞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兰琳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