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浩浩：易中天先生为何不敲门？

易中天为何不敲门？

——兼驳易中天先生的文化散文观

作者近照

　　说来好玩，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在家中研究宋代历史文化，正在写一本从晚唐到宋代，以温庭筠、晏几道、苏东坡、李清照、姜白石等十位文人的经历为切入点，展现整个晚唐到南北宋文化的文化小说集，我觉得文化散文之外应该还有一条独立的“文化小说”之路，这是我提出的新文体，并提出“文章可以破体”的学术观点，“文化小说”可与“文化散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并行不悖。2002年，与我同时出道的郭敬明，虽然写了不少青春小说，但并没有像我一样能够创新文体，读书甚少的韩寒就更没这个能力了。那本书共9篇文章，每篇一万八千多字，写完之后，书名打算用晏殊词意，正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推崇晏殊那首《蝶恋花》，并以词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作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生三境界之一，而后一句则是“山长水阔知何处”，山高水长、天阔云淡，意味绵延、蕴意不俗，就以此为书名吧，完稿后便打算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陆出版界，有北有人民文学、作家社，南有上海文艺之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重镇。适巧，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郏宗培先生，是我的恩师和忘年之交。郏宗培老师，即是余华先生那本蜚声海内外的小说《兄弟》和余华作品全集的策划人，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数一数二。而早在2002年，我出第一本文化散文集时，郏先生和修晓林老师就给予了很大的鼓励。郏老师和修老师早年都是上海插队到云南贵州的知青，年轻时也对文学非常热爱，笔耕不辍，所以见我这个爱好文学的后生，倍感亲切，似乎看到了他们当年的影子。六年前，郏老师即希望我能写一些散文或者中短篇小说，发到他主编的文学名刊《小说界》上，可由于当时我生性懒散，不愿勤动笔，稿子一篇也未投过。到是郏先生和修老师说过，以后有散文集或长篇小说的话，可以交给我们社出版，这句话我记住了。于是，在心里默默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在上海文艺出一本自己的小说或散文集，不辜负郏老师和修老师的殷切期望。
　　在《山长水阔知何处》之前，我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探寻中华文化与中国文人命运的文化小说集，叫《故国行吟》，这本书的跨度更大一些，从唐朝文化写下来一直写到清朝文人。事实上，我和很多关心我创作的朋友说过，《山长水阔知何处》只是《故国行吟》的续集，既然作家社已经出了上册，我就把下册交给郏老师麾下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吧，两册书能一北一南分别交给两个名社出版，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
　　于是，我打通了郏老师的电话，郏老师在电话那端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并且猜出了我的意思，说是不是有作品要出版或者发表？我说郏老师您真神了，几年不见还记得我声音，甚至连“来意”也能揣摩出来？两人皆笑，然后郏老师爽快地答应，让我把稿子邮递给他，我说我就住在上海呢，有时间我直接送到绍兴路来就成。郏老师热情又客气地说：那更好了，随时欢迎！
　　那天，我也忘了几号，我正好没什么事，就拿着书稿去了绍兴路，因为我的住所在徐家汇青松城那里，走过去很近，十分钟的路程，上海的小街总是那份小资情调，酒吧无数，商铺林立。我无心看风景，心里想着好像有什么忘了，突然想起，难道就这样去么，郏老师可是快四年没见了，我可不能空手而去啊。当时，脑中还闪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唐朝贞观年间，就有个叫薛仁贵的人，因平辽功大，被封为王，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惟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打开酒坛，负责启封的执事官发现里面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薛仁贵没有发火，反到引赠水者为知己，是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故。古时，孔子弟子面见孔子时，也要带诸如腊肉之类的薄礼，礼轻情谊重，这也正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儒家礼仪。我和郏老师是忘年之交，绝对用不上什么客套迎奉的那一套，而且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也不可能买得起什么贵重的东西，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去超市买了两个不太贵的榴莲，正好取“流连（榴莲）忘返”“留恋（榴莲）”之意，意思我对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往情深，留恋且流连忘返，也希望作品能早日面世，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拎着两个榴莲，我到了郏先生的办公室门前，郏社长的助理问了来意，看看我手里拎的好像不是炸弹，虽然榴莲表面凹凸不平，极像越战时美国大兵的手榴。助理随即让我进去，我礼貌地敲响了郏社长的门，郏老师见我进来非常高兴，说我还是四年前那样，没怎么变，到是气质变成熟了。我说郏老师您可也没什么变化，两人一见如故，天南海北，相谈甚欢。他关切地询问我这几年的经历，聊了大约有一小时，我差点忘了正事，我再把书稿拿出来给郏老师过目，郏老师阅稿无数，极有经验，好的书稿到他手里很快就能辨别出来，他稍微翻了一下书稿，再看了一下我写的自序，夸我写得很有文化品位。我说哪里，都是随意写的，只是希望能在您这出版。郏老师略作思考便马上答应，这样吧，小宋，你一周后来签合同！我问了郏老师首印的册数，他说五万册如何，我已相当满意，因为几乎是阳春白雪的文化小说或散文，不似浅俗浮薄的青春小说，能印到这个册数很不易了。然后郏老师还说，小宋，你这书的风格比较古典文雅，到时候我让袁银昌先生给您设计封面吧？
　　郏老师在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谁？
　　我怀疑我的耳朵没听清楚，他再重复了一遍，我们社的封面设计专家袁银昌先生。我知道，这次绝没听错，正是袁先生。袁先生是谁，他可是余秋雨先生风靡世界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封面设计者，甚至《辞海》的封面也出自他手。我当时感慨不已，为什么呢，北京作家社我的那本《故国行吟》的设计者，也是余秋雨先生著作的专职设计师——曹全弘先生，曹先生温文尔雅一米八二的个子，艺术造诣很高，堪称作家出版社的首席书籍装帧设计专家；而最终审批那书出版的，又是余秋雨先生《千年一叹》的责编、作家社的领导王淑丽女士，王女士热忱严谨，而人也如其名，既淑且丽，做的每本书都是绝对畅销的精品，她也更是数次嘱咐我的责编王为建先生，一定要把我的这本《故国行吟》做好。现在我又有幸遇到了上海书籍装帧设计界的泰斗袁银昌先生，这是巧合还是缘分？能有此际遇，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么。正当我向郏社长说起能否见一见袁先生时，突然被一声急促的推门声打断了，被推开的门还掀来一阵风。
　　我回过头去，见一老者，风尘仆仆地闯进来，一脸严肃，穿着一身深色衣服，郏老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说“来啦”，老头低沉地“嗯”了一声，随即向我背后的沙发走去。我在想，谁呀，这老头，这么没礼貌，没看见我和郏社长在聊天么，进门时要敲门这个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规矩都不懂么，上小学时我做家庭作业，老爸不敲门进来我就很生气。今天又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当时我气愤极了，也没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只听见背后他“噗”地一声，坐到了郏老师对面的真皮沙发上。我当时想这可气的老头是要“坐断‘沙发’战未休”啊，你难道以为你是孙仲谋啊？而我，是坐在郏社长桌前的皮转椅上，我当时极其厌恶这个老头，喝茶三口，立即起身，和我所尊敬的郏老师打了声招呼，说下周再来具体商议出版之事，便握手离开了，没理会这个可气的倔老头。真是可气啊，门也不敲就闯进来了，还躲在我背后独自坐个大沙发，当时真想从背后放个什么“毒气”给他闻闻。
　　一周后，我如约来到了郏老师的办公室，郏老师还是那么和蔼客气，说合同书两份，给你准备好了，你直接签字就成，我签完了字，就和郏老师继续聊了起来。郏老师说，小宋啊，下次来看老师不要带什么东西了，你刚工作，手头不宽裕，何况郏老师不太喜欢吃榴莲的，那天你走后，我把两个榴莲送给易中天先生了！
　　谁？

易中天

　　郏老师说：易中天先生。
　　我说，那天那个老者是易中天？我顿时觉得好玩又惊讶，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怎么没央视上精神，没穿那套休闲中山装嘛，或者也许那时他的名气还没有现在如日“中天”，所以我没认出来。郏总说，那天易老师刚从北京过来，商议《品三国》等书的出版事宜。我说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是大水冲了易王庙啦。我当时见他没礼貌地破门而入还很生气呢，说完两人笑了起来。郏总接着说：我把榴莲送给易老也是希望他也能“流连忘返”“留恋”一下，现在出版社抢着出他书的人很多，那些急于求成的出版社一定会把易先生的书出得粗制滥造，他也不愿意交给他们出版。而且，小宋，你要知道，易先生这人很讲义气的，没成名前就很信任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这出过几本书，现在成名了还是一如既往，把《品三国》等书交给我们，这是他对我们社文化品位和出版实力的信任。
　　经郏老师这么一说，我还真佩服起了易中天，有情有义，怪不得能把讲情重义的关云长、诸葛亮讲的那么生动。易先生的《品三国》算是一本奇书，但有一点，那就是易先生对文化散文的品评，我绝不苟同、绝不赞成。
　　易先生大致的意思是说夏坚勇先生的《湮灭的辉煌》可以坐文化散文作品的第一把交椅，我说易先生这个看法就有些哗众取宠了，易先生是三国史的行家，而小宋也算是文化散文的内手，我不一定精通你的三国史，正如你也未必了解历史散文的创作，易先生的文思很理性，但文笔不优美，也就是知性和感性结合得并不如小宋好，这是他的作品只能当学术读，不能当文学作品看的缘故，因此易先生是学术大家而非文学大家，也就是说，易先生是大学者而非大作家，一向实事求是的易先生应该同意小宋的这一看法吧。
　　夏先生的书我也看过，巧合的是，我和夏先生还都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当然我要比他小很多。而且我的另一位恩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常委何永康教授就是夏先生的挚友和南通老乡。我在何教授家中做客时，何教授和他的夫人热情的高教授，就数次提到过他们的朋友夏先生的这本书，让我不可错过，要读一下。而后，此书我读了不下二十遍，最巧的是，我所出生的故乡，苏州张家港的港区镇，离夏坚勇先生工作的江阴澄江镇，开车不过6分钟的距离，但我从未去拜访过他，而他的工作单位和地址我都是有的。
　　他的散文我还是比较喜欢，虽然不是最好，却还是一流的文笔。照理于情、于理、于校友甚至于地理位置，我都应该偏袒夏先生才是，但《湮灭的辉煌》这本书实在代表不了文化散文的最高成就，给他扣上皇冠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当代文化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四本名作。
　　为什么这么说，我可以列举来说明《湮灭的辉煌》不能算最上乘的作品，他输于余秋雨老师至少三个方面：
　　一是输于格局。夏先生只精通明史略通清史，文章多是描写明代以后的故事，余先生则从远古时期的文明一直写到华语世界的文化现状，魏晋唐宋明清，从江南到塞北，从名山到大川，无所不涉，单就这点，只写了江苏境内风物，最远只写到福建的夏先生，格局如何比得了余秋雨先生？
　　二是输于气度与境界。夏先生只探讨历史故事本身，缺乏引申的意义，比如写史可法、冒辟疆等人，只是一味歌颂他们的忠孝或者记录他们的漫漫艳情，不如余秋雨先生那般举重若轻、气度潇洒地探讨中华文明史的流变与传承；
　　三是输于视野。夏先生被评论界评论得最多的还是那句话：走的地方还不够，视野还不算开阔。余秋雨先生先走遍了中华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域绵延到西疆，很少有什么文明遗迹，为他那支潇洒凌云之笔所遗漏的。更不用说，后来与极有文化关怀与人文眼光的，刘长乐先生的凤凰卫视一起，跋涉万里，穿越艰险，探寻考察中东文明以及欧洲文明。关于余秋雨老师的散文，对当代文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此，我将写篇评论文章，过段时间会在新浪首发，这里因为提到易中天先生的观点，我只简单地写一下，易先生不同意，还可以与我在新浪这个平台上商榷一二。
　　说远了，还是回到易先生的话题上来。那次，易先生真是给我留下了并不是太好的印象，估计我在他眼里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当时肯定也在想：我可是和郏社长有预约的，这个后生小子连招呼也不打就拂袖而去，好没礼貌。彼此彼此吧，易先生您素不知，我和郏老师更是一周前就预约好了。记得余光中先生曾写过一句“若有什么冒死的客星，将毛足加诸皇帝的隆腹”，说是严子陵睡觉时没礼貌地把腿压在皇帝刘秀肚子上，易先生是学者，不是汉光武刘秀，我虽是隐士但也不是严子陵，那就算我是一个冒死的“客星”吧。当然我知道，也许我真是唯一一个见了名满天下的易中天理都不理，背对着他老人家，拍拍屁股就走的人，想来也颇为有趣，这也许正如《论语·子路》所说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易先生谦谦君子，绝不是狂者，事实上我们那天都成了“有所不为”的狷者。
　　易先生在电视上的博学和谈吐是非常不错的，而当今能把三国史讲得那么生动的人，还找不出第二个，让人心里由衷佩服。那次从郏社长办公室出来，我走在绍兴路的街道上，车流如水，心底释然，却又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可爱又狷介的老头子啊，居然把我送给恩师郏先生的榴莲给独吞了，下次有机会在出版社见面时，一定让他还我两个榴莲，否则易中天老师不也成了如他在央视侃侃而谈，借荆州不还的刘备了？
　　当然，这是玩笑之词了，我们谁也不会在乎这几个小小的榴莲。我到是真的希望下次能和易先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一起再出些探寻中国文化的书呢，而以前其实我和易先生都有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过书的经历，但我更钟情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相信易先生也是。宋浩浩在这里遥祝那次“破门而入”的易先生好，厦门之水清兮，可以濯汝缨，鼓浪之山高兮，可以望中华。相信在风景优美的厦门，易先生会写出更多清新隽永的文章，奉献给广大读者。饮水思源，只是希望易先生别忘了我们都熟悉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而我也深深知道，重情重义，深谙中国文化和儒家礼仪的易先生是绝不会这样的。
　　最后，在这里我也特别问候一下我的老师和朋友——郏宗培先生和我的责编修晓林先生，已快一年多没见，学生想念你们了。
　　稿源：荆楚网
　　作者：宋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