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海上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合二为一,使中国得以成为全世界白银的“秘窖”,占全球产量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新大陆流向远东。
罗雪挥(财经作家) 黄陈辰(学者)
“许多人都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们都用品质最上等、最奢华的丝织品来做衣服穿。妇女们穿着的华丽服装,是这样繁多而毫无节制,实在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这是1602年5月15日,一位在秘鲁的殖民地官员向西班牙国王上书的内容。他信中描述的丝织品原料均来自中国。当时从智利到巴拿马,大到披风斗篷,小到长筒丝袜,都使用中国的丝绸缝制,或者由中国生丝加工制作。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秘鲁大量的白银则流入遥远神秘的丝绸国度。一位西班牙上将表示,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一座宫殿。
殊途同归的丝绸之路
丝绸因为轻、体积小,便于运输和保存,价值又高,自古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宗,是中国输出海外的最重要的货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技术。1958年,浙江在新石器时代遗址——钱山漾发掘出土了绸片,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丝织品,“其表面细致光洁、丝缕平整”,表明中国人在5000年前就掌握了驯养野蚕,利用蚕茧缫丝织绸的技巧。
来自中国的昂贵丝绸,其轻盈柔软的质地、精致华美的外观,成为全世界上层社会受欢迎的奢侈品。当罗马凯撒大帝穿上了来自中国的丝袍外出看戏时,引发了全场轰动。公元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一书中指出,中国丝是备受阿拉伯人欢迎的名牌货。在拉丁美洲,殖民新贵们为了能用中国丝绸把自己打扮得靓丽出众,毫不吝惜金钱。
当丝绸成为跨越时空、国界的全球贸易硬通货,中国对外通商的路径被统称为丝绸之路就不足为奇。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穿过中亚,延伸到波斯湾地区和地中海沿岸。这条陆上丝绸“国道”因为沿途各国战祸频繁,常被阻隔,安史之乱之后一度完全中断。唐朝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主要有两条航线,一条是从中国抵达朝鲜和日本的东海航线;一条则是经过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唐贞元年间,对地理学颇有研究的宰相贾耽详细记载了这条在那个年代堪称世界上最长的洲际航线,也叫“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下南洋,穿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最后到达东非海岸,要途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伊拉克和坦桑尼亚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那时东西方交通的海上要道。
不过,当时欧亚大陆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海上贸易,直到地理大发现,人类进入航海大时代。1492年,即明孝宗弘治5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首次开辟了欧洲直达东方的新航路;1519年,麦哲伦开始了他伟大的环球航行,横渡太平洋,从此开辟了美洲通往菲律宾的新航路。
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因此得以联接,一个世界市场开始初具雏形。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了太平洋深处。
为什么是白银
倘若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看这场柔与刚的贸易,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在浩瀚无际的大洋上,是丝绸与白银的双向流动,搅动了古老的亚洲、欧洲以及美洲等广袤的地域,并重构了全球海上贸易体系。在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全球史专家贡德·弗兰克看来,这一时期是亚洲的时代,中国则堪称是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大陆国家,以陆上贸易为主,虽然加上沿海岛屿在内,中国拥有长达3.2万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而且舟楫和航海技术一向发达。但直到宋朝,海上贸易才形成了规模。一方面是因为赵宋王朝穷于应付北方边患,在辽、西夏、金、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权渐次更迭,强力环伺之下,向外的西北陆路交通阻隔;另外一方面,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帝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打开东南海路是大势所迫,海上贸易的发达更为帝国带来了厚利,支撑着朝廷庞大的军费开销,海商阶层就此形成。不过,这个阶层势力能够强大到足以影响一地的经济兴衰,还是要到明清之际。白银贸易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灵魂。通过海上贸易输入巨量白银,使得海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阶层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民间使用白银进行交易,最早始于金代。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禁止金银流通,甚至一度禁止铜钱。但因为该宝钞并未有贵重金属或者实物做储备,而且滥发宝钞,回笼却很少,宝钞贬值幅度一百年间竟然高达一千倍左右。
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成为一场自下而上的博弈。早在明永乐年间,白银已经广泛应用于流通领域。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了一场划时代的赋税改革,将徭役、田赋以及其他额外加派统一,按田亩数量收税,用白银缴纳,这打破了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使得白银在国家体系的运转中成为润滑剂,各地农民需要“以粮易钱,以钱易银”,大量的白银输往京师。
从朝野到民间,白银的需求激增,而中国境内并无规模庞大的银矿,虽然明朝从创建起便大力开采银矿,不断提升白银冶炼技术,但所获有限,求远远大于供。白银的价值急剧增加。
来自海外的白银,成为缓解中国“银荒”,最适销对路,也获利最丰厚的大宗贸易品。虽然明清政府均实行过“海禁”政策,但从未能够阻止过“白银之路”的扩张。
大帆船贸易
作为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大陆国家,其他国家通过海路输入的大部分商品并不受中国人欢迎,譬如英国的毛织品就在中国滞销。来自美洲的人参、皮毛以及檀香木等,因为价格昂贵,需求量也有限,只有白银被中国人奉为至宝,成为当时能与中国人大规模交换的唯一物品。当时西方商船来中国,携带货物和白银的比例约为一比二。1703年,雍正年间,当时有五艘英国东印度的商船开到广州,共带来了582112两白银,居然是所载货物价值的40多倍。同样,输出海外的中国货物中,丝货也占了绝对优势,占有最大的百分比。根据台湾著名学者全汉昇的研究,当时马尼拉从中国进货,货物总值为20万西元,除面粉、火腿等土特产品约值一万元外,余下的皆为丝货,包括“花缎、黑色及带有彩色的缎子、金银线织成浮花锦缎,以及其他丝织品”。
丝绸与白银,这两个至柔与至刚、种类迥异的产品,成为了全球贸易的主角。马尼拉成为黄金转运口岸。中国丝绸运往菲律宾,转装上大帆船,经由马尼拉销到墨西哥,再行销拉美各地,又称大帆船贸易。1573年,中国丝绸首次进入了墨西哥市场,不久便销量剧增。据说墨西哥境内当时有7.5万头骡子专门用来运中国货。
澳门则成为另一个世界贸易枢纽。1553年,即明嘉靖32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葡萄牙人的大帆船把中国的丝绸运往印度的果阿,再运到里斯本。而秘鲁、墨西哥出产的白银运到里斯本后,又通过果阿运往澳门。这些白银后来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国。此外,从澳门到日本长崎的贸易路径也是惊人相似。
在大帆船的航线中,海上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高度重合。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摩尔斯曾根据有关资料,对1700年至1830年通过广州港口输入的白银做了估计,约在九千万镑至一万万镑左右。
持续长达两个半世纪,来自遥远新大陆和近邻日本的数量惊人的白银,像汹涌的洋流一样汇入中国,以至于贡德·弗兰克把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戏称为商业上的“纳贡”。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中国形容为“吸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吸纳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
丝银神话的破灭
与明代前期不同,自明后期开始,乃至到18世纪,整个中华帝国的财政制度和官僚体系运转,都要依赖美洲输入的白银来维系。
而融入全球资本经济的中国,彼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在遥远的边陲,商品经济不发达之地,白银仍然只是一种“权力、礼仪、艺术的象征物”。但在发达地区如江南,白银成为社会各阶层、各地区普遍使用的货币,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受美洲白银资本驱动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出口的丝和丝织品,基本上都是江南所产。受到当时海内外市场需求的推动,江南丝绸工业迅猛增长,从16世纪起,中国就是西方各国生丝原料的供应国, 19世纪后期,还供应了西方所需生丝的一半左右。盛产丝绸的太湖区域经济因此而空前繁盛,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如隶属于苏州府的吴江县盛泽镇,在明初时候还是一个小乡村,后来成为锦绣之乡、绫罗之地。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记载,该地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纺织的声音通宵彻夜。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极,白银正创造着富庶奢美的神话。秘鲁著名的银矿波多西,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被人称作是“世界上最幸运和最快乐的城市”。16、17世纪,秘鲁所产的白银数量占到了全球产量份额的60%,购买力急剧上升,物美价廉的中国丝大量输入,穷人也有能力购买。1640年左右,相同的丝织品,中国货才是西班牙货价格的三分之一,于是连当地印第安人的教堂也开始采用中国丝绸来装饰。
不过,巨量白银的开采与流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全汉昇在《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白银输入对全球物价的影响:由于美洲白银的输入,宗主国西班牙的物价激烈上涨,“在17世纪的头十年约为100年以前的3.4倍”,此后长期保持高物价;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例外,英国食品价格在1500年至1540年间上涨64%。通过丝银贸易被纳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物价也受到了影响,譬如18世纪中国物价出现了长期上涨。乾隆年间,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地区,米价急剧上涨。而在富庶的浙江,地价在半个世纪中涨了三四倍。
清朝后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没落。181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爆发,著名的阿卡普尔科港被战火摧毁。1815年,马尼拉大帆船“麦哲伦”号驶离墨西哥,标志着“大帆船贸易”时代的终结。而曾经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白银,也因鸦片之故,不断外流。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海上丝绸之路衰亡,但直到清朝灭亡以前,中国丝绸出口霸主的地位才被日本丝绸取代。(支点杂志2014年6月刊)
(作者: 编辑:田思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