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掌握话语权，构建话语体系。话语是一种表达工具，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的结果。在国际社会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
要立足中国立场看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不是纯学术研究，求真与求善是统一的。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道路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这是好事。但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最有发言权。邓小平说：“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７页） 看待中国的问题，要以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才是积极的、健康的、应该受到欢迎的态度，而且也是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问题的前提。
要建立分析中国问题的中国标准。就像很多物质产品的质量评价标准掌握在西方手里一样，精神产品、社会科学产品的评价标准也往往被西方垄断。目前相当多的学科套搬的是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标准。当然，学术借鉴是应该的，国际标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即使是物质产品的标准也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何况带有明显价值立场的精神产品。如果完全用西方标准来套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必定会隔靴搔痒、似是而非。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反思长期以来我们要么与西方对着干，要么跟随西方，这其实都是围绕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在做文章，无意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话语能力。”（张曙光，第３４６页）中国问题自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自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因此分析中国问题要有中国自己的标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一套历史地、辩证地因而也是科学地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标准。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任务。
要建构表达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方式。这不但是保持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而且还是推动中国学术和文化繁荣的要求。那种立足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所预设的范式、概念和理论体系而构筑的繁荣，是表面的繁荣，与中国学术的繁荣关系不大。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作学术访问时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学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学，那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你抄得再好，也不可能是一流的，人家从你那里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因此，要敢于打破弱势心理和殖民文化心态的束缚，勇于“从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 （见谢毅），跳出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所预设的范式、概念和理论体系，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和形式。
第五，要以人民为主体，以大众为依归。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大众是当之无愧的主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尽管离不开某些代表人物的探索和总结，但归根结底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中的智慧结晶。
因此，深入到群众中去，找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依靠人民群众解决这些问题，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经之途。当前，要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如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问题）、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如干群关系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党风廉政建设、道德诚信问题）、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社会转型期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以及前瞻性战略问题（如两型社会建设问题、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 等，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问题导向，就能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凝聚群众力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就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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