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评：孙永军
不能总让职业打假者客串质检员
观点：八成左右的索赔成功率，或许能证明大部分商家对有关消费者法律法规的尊重，体现了法制环境改善和法律意识进步。但是，在超市轻易就可买到过期食品的尴尬现实，则令人充满深深的忧虑。
这名“职业打假”人凭着曾是超市员工的身份，深谙食品零售企业的漏洞和猫腻，所以才会如此顺利地从超市发现问题并索赔成功，且藉此“赚得万元以上”。换言之，如果不是既往6年超市工作经历，恐怕发现问题都很难。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如果不是刻意去挑商场和超市的刺儿，没有一双火眼金睛，那些过期食品就是吃了，身体出了问题，都未必能找到原因。
“职业打假”固然有赚取索赔的初衷，但此种“成功经历”，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是没有问题食品，而是缺乏发现。事实上，国内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食品，都是由这些近乎打假式的较真行为引发的。
事发后，一些超市负责人也表示：争取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得更好些。这样的表态，仅仅是亡羊补牢式的后续反应罢了。这起事例，理应成为一份举报信和警醒书。只有加大对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的监管与处罚力度，是避免问题食品戕害公众健康的不二法门。
等待时间检验的降薪
观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援引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而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增长22%，上升至世界第二。如此鲜明的对比，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叹。
一方面是普通工人工资收入偏低，另一方面是垄断行业职工“肥得流油”。数字显示，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竟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到10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移动在“国资委要求”下降薪，可以说，为其重新树立良好形象加了不少分。不管是国资委要求，还是主动自愿，反正中移动是减薪了。当前，收入分配改革正成为全国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导致收入分配关系失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财富要素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央企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央企高管获得天价年薪，这些都与其手中握有的权力分不开。
要调整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就得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同时，抑制某些人群、某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
如此“孝敬”不提倡
观点：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老爱亲有许多种表达方式，帮家人偷菜或许可以算做其中的一种时尚新表达，但对于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来说，大可不必把大把的精力浪费在偷菜上，而且还着戴个“孝敬父母”的帽子。利用假期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或者好好复习功课，争取来年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诸如这样的表达方式，虽然看起来太传统、太普通，但却是最实在的孝敬之道。
理性看待民工拒绝四千月薪
观点：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更多是想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入。他们往往能够忍辱负重，不怕辛苦。因此，对工作的要求也更高。第二代民工比他们的父辈们有文化、有见识，也更有抱负和理想，不想再从事只出卖劳力的低水平的劳动，具有比较强的保护意识，不仅关注工资收入，更关注工作环境恶劣、自身的发展和自身尊严等。
因此，面对新一代农民工，如果有人还以老眼光看人，认为新一代农民工不会吃苦耐劳，觉得他们要求过高，乐于贪图享受，就是对二代农民工的莫大曲解了。85后农民工拒绝4000元月薪的举动，应该得到尊重，也值深思。这一现象至少说明，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在新的人生观指引下，呈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
如今，为应对“民工荒”，虽然有的企业提高了农民工待遇，但农民工普遍加班多，工作环境较差的现实并没有太大改善。就“民工荒”而言，提高待遇乃理所必然，但农民工待遇的递增和用工环境的不断改善不应只是市场倒逼下的权宜之计，而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制度的应有之义。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有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并建立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才能保证新生代农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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