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市农机管理局组织党员干部利用公款变相到四川、西藏旅游“看看”，荆门市纪委监察局接到举报后，勒令该团队即刻回荆门，并对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吴某、参与考察的副局长杨某诫勉谈话，责令二人写出书面检查。（8月13日中新网）
公款旅游，这不是首例和孤例。禁止公款旅游、杜绝公款旅游、查处公款旅游，多年来，从未中断。猫鼠之斗，你方唱罢我登台。这出连续剧，到底还要演多久，一时还很难说得清。
与公款旅游并列的还有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合称“三公”。在当今社会，“三公”堪称疑难杂症、顽症。说它是疑难杂症、顽症，因为老百姓对此狠之入骨，但处理起来，按下葫芦浮起瓢，久治不愈。
就以“三公”的公开为例，至8月4日，距国务院所要求的中央部门6月公开“三公经费”的时限已然过去一个多月，依旧有外交部、国家安全部等9个部门“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能按期披露相关“三公经费”开支。即便是已慷慨公布数据的部门，其账单也“粗细不一”，而庞大的数据包围下的纳税人亦是雾里看花，累计高达94亿元的经费开支仍多是一笔看不清的“糊涂账”。（8月11日新华网青海频道）
“三公”的公开，是杜绝“三公”的前提。连“公开”这一环节都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国务院的“令箭”都被一些直属部委当成了“鸡毛”，可见，治理的难度之大。
然而，说治理“三公”之难，说明治理的手段过于软弱无力。要真正达到治理的效果，不能停留在模拟的手段上，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采取数字化的手段，实施“精确打击”。
不妨看看国外是如何治理公车腐败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媒体曝光后，意大利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就此将这位市长告上法庭，指控其滥用职权，损害了纳税人利益，这位市长因此被判6个月监禁，在我们听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判决，与我们国家对公车私用的处理，在手段上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国家的公车，早就变成了一部分人的私车，自己上下班可用，家人外出办事、旅游可用，七姑娘八姨娘可用。这些人用起公车来，一点都不心疼。不怕被蹭刮，不怕车损，不怕油耗，不怕交过路费，不怕停车收费，反正崽花爷钱不心疼，不用白不用。对这些人来说，用，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待遇。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治理“三公”如此之难呢？首先，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制度。不错，我们的制度是有问题，制度制定得很宽松，而更要的问题是，对制度执行不力，不能“一声喊到底”，不能动真碰硬，刺刀见红，给喜欢揩公家油的寄生虫钻了空子。
治理“三公”到底难不难？在“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孩”看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就是要玩真的。首先要选好人，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选到干部岗位上来，要把蜕化变质的、当官是为了享受的干部及时清理出干部队伍。把人选好了，即使制度不完善或者没有制度，也能做好人，干好事。其次，要管好钱。纳税人的钱要置于纳税人的眼皮底下使用，对每一个公务部门的办公经费的年度预算及其决算情况要经过同级人大审议、把关，确定多大的盘子，每笔经费支出的正当性都要公开、透明，要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第三，纪检、反贪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监督职能，尤其要认真处理好人民群众的举报案件，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对组织、人大、财政、纪检、反贪等组织、机构失职人员要实行问责制，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三公”的蔓延不绝，都与这些组织、机构密切相关。
稿源：荆楚网
作者：范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