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意义上的媒体报道原则中，“真实”被放在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但是，并非所有真实的事情，或曰“真相”，皆能体现“媒体正义”……
被西方称为“新闻教父”的普利策说：“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楚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一定要坚信，真实对媒体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在通常意义上的媒体报道原则中，“真实”被放在了压倒一切的位置。我对此没有异议。但是，没有异议并非彻底赞同。我想在报道真实性的基础上，说点事关“正义”的事情。
并非所有真实的事情，或曰“真相”，皆能体现“媒体正义”。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杀人纵火之类的“真相”排满我们的版面，如果电视上整天播放枪战片……这些新闻“真实”到天上去，我也觉得它们有问题。不是社会环境的大问题，就是媒体缺乏正义，故意搞“眼球经济”。
记者只是记录现场的人，不是执政者，不是法官，不要妄想去改良社会。
那么，改良自己所在的媒体，总是可以的吧？最近，一部名为《功夫熊猫》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开始在世界各地热播。从片名透露出来的信息，如导演言，是“献给中国的一封情书”。我看到连篇累牍的报道，都在替民族大义、国家、政府……说话，唯独缺乏记者的声音。陈寅恪告诉我们，“你可以沉默”。那些突入北京奥运会新闻中心的记者，不见得能够与那个庞大的消息基地相对称。太多的记者与太少的理想是好事，但太少的记者与太多的理想或许是灾难。这么说，并非要消解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道义担当。恰恰相反，我要强调它。
就有媒体研究者指出，不论恻隐，还是路见不平之拔剑，都要受道德良知的指引。这种指引，是超越职业分工的。我们不能在看到幼儿园的孩子摔倒时说“这是幼师的事情”而不予援手，也不能在看到有人拦路抢劫时说“这是警察的事情”而不予制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幼儿园里的秩序不好就派警察用管犯人的办法来管孩子，也不能因为要唤醒犯罪行为人的良知而让幼师代替警察靠拍手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来阻止犯罪。正如幼师职业和警察职业不能错位，法官职业与记者职业也不能错位。
就有很多人以为电视人崔永元疯掉了。他说：“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所谓媒体正义，不一定要做行业“意见领袖”，不一定要做全知全能的“知道分子”，不一定要搞偷拍、扑暗访，不一定要把坏消息告诉本就遭受苦难的人。个人非常怀疑动辄“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最权威”、“首选”……这些充满热辣劲头的媒体理想主义辞藻。我们需要的是公信力，以及这一“社会公器”本身携带的尊严与自信。我们试图以东方整体思维处理那些经过时间检选的新闻结果，而尽力走在下一个新闻前。因此，横扫市场的“新媒体革命”是失效的，我们不可能成为“网站的免费资料库”，更不可能让记者出现在每一个新闻现场。我们需要更多具备整合能力，能够独立思考的记者。这些能够明辨是非的记者，才能使媒体正义得以彰显。
尚需指出，政府对公共事物的垄断性治理，只会使媒体正义流于口号。
有人说，媒体正义是一种有限的正义。我们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媒体正义是无限的。
稿源：荆楚网
作者：施袁喜（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