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锋：保障房怎能变成“暴涨房”

　　广州市部分保障房小区高昂的生活成本正成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户主在月供、月租之外不能承受之重，这也是部分家庭试图出租转租的潜在诱因。（《广州日报》9月14日）
　　买得起房子住不起房子，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也是预料中的事情。问题很明显，尽管房子并非像汽车那样的消耗品，后续的维护保养和消耗等问题，远比第一次购入的成本更高。但毫无疑问，房子作为生活的基本支撑，入住之后吃喝拉撒的衣食住行问题，必须综合考虑在内。否则的话，房子就仅仅只是一座毫无意义的建筑，而就压根就与生活无关，失去了其作为房子本身的价值。房子不是买装饰品，更强调的是适用功能，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适用功能，则一切毫无意义。
　　保障住房，作为带有福利性质的政府保障，根本的目的在于让低收入者居者有其屋，从而达到改善生存尴尬的目的。而现实的问题是，作为保障房的保障性没有体现出来，却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成了让不少市民头疼不已的鸡肋，嚼之无味、弃之可惜。交通不便，配套设施严重缺乏，生活成本倍涨，成了不折不扣的“暴涨房”。
　　客观的因素是，房地产本身是一个暴利产业。黄金地段因其便捷的交通、舒适的环境和较大的升值空间，从而在政府的幕后推动和地产商们的恶意哄抬下，“地王”们往往只具有商业的本质而毫无民生的体恤，从而成了“上流社会”非富即贵者们的天堂，低收入者只能望房兴叹。地产商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本万利的机会，而政府也绝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把所有的利润与利益全部让渡给商人。
　　而另一方面，基于现代人居理念的本质，商业区尤其是企业，往往与居民区被作为不同的范畴而纳入政府的规划思路，在城市设计上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剥离。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内部的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我给你提供房子，提供你可以买得起的房子，房子卖给你之后，我们的任务完成，其余的事儿，对不起，我们管不了。而整个政府部门的综合考虑，第一位的首先是作为政绩的经济效益。因而对于企业集中区域和商业区等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段，诸如交通、汇兑、医疗卫生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则明显在优先考虑之列。相比之下，单纯的住宅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聚集区的配套设施，对于不少政府部门而言，实在并非当务之急。
　　就像解决吃饭问题，仅仅只给一只碗、一双筷子而不给你下锅的米，这显然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等于啥也没解决。基于开发成本的考虑，廉租房、保障住房等等的建设，本着尽可能“节约成本”的原则，哪里偏僻哪里建，哪里成本低哪里建。生活总是需要成本的，政府成本的节约，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居民生活成本的高昂付出。因而保障住房的优越性压根体现不出来，而且只能让中低收入者徒添更多的额外负担。
　　如何让保障住房不成为“暴涨房”，只怕仍需从政府部门开刀。科学发展的基本含义并不只是单纯经济数据的攀升，而且必须体现在人的生活、生存环境的改善上，经济的发展与人的生存改善二者并举，而不是厚此薄彼，这才是发展的基本含义。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政府部门只有在城市核心区域让渡更多的利益给社会公众，而不是一味地与房地产商博弈。以减少政府收入的方式，给炒地降温，从而降低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成本，建设更多的小户型保障住房，让更多的人在核心区域买得起房。而对于偏远地区的保障住房，则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加强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旦配套设施能够得到完善，让“偏远地区”不再偏远，当保障住房区域人满为患的时候，强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力，也许并不会让政府部门吃亏。
　　稿源：荆楚网
　　作者：刘长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