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会前夕，深圳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弄不好将获刑，这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民工讨薪，天经地义，这是民工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没有无缘无故的讨薪，民工之所以讨薪，正因为黑心老板长期恶意欠薪。而民工群体性上访讨薪，实属无奈之举。若非个体讨薪的势单力薄和讨薪成本高昂，以及讨薪渠道不畅，民工也不会吃饱了撑着去上访。毕竟在中国，上访这事风险系数很高，搞不好就“被精神病”了。
禁止民工上访讨薪，从行政手法上来说，这是一种行政不作为甚至懒政的表现；而从法理上而言，这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相关主管部门也无此权力。并且，对所谓“造成恶劣影响者”追究刑责，也是权力对公民的“有罪推定”。讨薪，关涉民工基本的生存权利。因而，禁止民工讨薪，不仅背离了依法行政的宗旨，更是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
退一步说，基于民工讨薪源于企业恶意欠薪。因而，即便有讨薪者“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更应当追究刑责的是黑心老板。其实，对恶意欠薪的企业责任人追究刑责，恰恰是保护民工合法权益的最有力的武器。只有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让企业主不敢欠薪，这才是解决民工讨薪的治本之策。
再者，深圳官方既然禁止民工讨薪，也应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假如存在企业恶意欠薪，政府部门则应责无旁贷地帮民工拿回被欠的工资。其渠道有二：一是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促使欠薪企业如数尽快地将工资发放到民工手中，二是政府部门在查明欠薪事实的同时，启动先行垫付程序，先由政府买单，而后再由政府向企业追讨。
然而遗憾的是，在官方的这份文件中，看不到笔者上面所述的“美好构想”。对因欠薪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企业的处罚，文件中仅仅停留于这样的措辞：“直接给予不少于3个月的红牌警示，其间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对不及时到现场处理的企业，“一律立即锁定施工企业信息卡，停办相关业务活动，直到有关事件妥善和有效解决为止”。较之对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动辄施以刑责，官方对欠薪企业的处置是何等地轻飘！
显而易见，所谓的“红牌警示”、“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这种“蜻蜓点水”式的处罚，根本遏制不了黑心老板“恶意欠薪”，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了黑心老板的嚣张气焰。且不说对欠薪企业的“红牌警示”是否执行到位，即便执行到位，对于那些拖欠民工巨额工资的企业来说，这点损失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相反还很可能倒赚一笔血汗钱。就此而言，官方对欠薪企业过于“人性化”的处理，无异于姑息纵恶。对黑心老板的宽容，就是对民工的犯罪。
民工属于弱势群体，企业恶意欠薪，本来就侵犯了这一群体的权利。而今，权力的大棒不但不保护这个群体，反而偏重地打在他们身上，这是权力对弱者权利的再次侵夺和凌辱。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
深圳在大运会期间出台这种临时性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维稳，维护权力者眼中所谓的“城市形象”。从之前清理“治安高危人员”，到现在禁止民工讨薪，无不暴露了城市管理者对底层人群基本权利的漠视，以及简单而粗暴的管理思维和急功近利的作风。
深圳向来以开放、包容著称于世，然而，为了举办一届运动会，为了一时的“面子”，权力者便罔顾民生诉求，拿着“维稳”这把刷子搞清洁运动。在权力高压之下，或许会刷出一个“美丽新世界”。但这终究只是短暂而虚假的繁荣，同时被“刷”掉的却是城市可贵的品质和社会的公正，这未免得不偿失。
稿源：荆楚网
作者：苗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