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8名学生在接到被劝退的消息后，相约集体自杀，其中一名孩子服药后经抢救出院。昨天，该校老师透露事发后学校曾以让孩子补考复学为条件，要求家长配合，不再声张此事。（7月14日《京华日报》）
中国人历来讲究“脸面”，一旦任何有损“脸面”的事情发生，个人也好，单位也罢，本能的反映就是“遮丑”，总是力图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自然也不例外。事发后，学校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和学生家长做了一笔“买卖”——学校给这8名孩子补考复学的机会，而学生家长需要为之“交换”的就是不再声张此事，配合学校的工作。
学校此举不可谓不 “用心良苦”；学校和学生及其家长“各取所需”，看似是一件“双赢”的“买卖”与“交换”。然而，事实尚未查明，真相尚未厘清，当心怀热忱的民众遭遇集体 “噤声”的“冷水”，心中的疑窦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
相约自杀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该事件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从关岛到荷兰都有发生，但日本最多。而在我国，相约自杀的案例也不时见诸于报端；去年下半年，浙江丽水一起大学生利用腾讯QQ网络相约自杀一案曾引起多方热议。而这次， 相约自杀的“主角”换成了花样年华的中学生，再搭上“中国音乐学院”的标签效应，引发关注也就在所难免。
人们不禁会问：孩子们相约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公众本指望从学生家长身上知道“真相”，不料学生家长已经被“封口”。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公众的臆想也就被不断激发；而能消弭公众臆想的，就是理性的思考与分析。
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写出了彪炳史册的《自杀论》。他将自杀分为四个类型：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从已有的新闻资料来看，这些学生之所以有自杀的倾向，主要是表现欠佳，不符合学校的“规范”；“被劝退”后充满悲观和否定情绪，无法面对各种失望和挫折的打击，是一种“失范性”的自杀。该行为既和学校的管理有关，学生个人、家长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相约自杀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种社会新变化，也只是一个社会新问题。在社会转型日益加速的今天，这样的新变化、新问题肯定会层出不穷。如果人们一味地“遮丑”、回避它，而不想着去正视它，用制度化的手段去适应它，解决它，“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坏事”可能会变成“丑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噤声”比相约自杀更加可怕。很多时候，真相其实只是一张纸；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却永远是一座山。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