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家阎连科遭遇“强拆”，韩寒和慕容雪村等联名维权，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日前宣布停刊，而停刊的原因却语焉不详。对此，单士兵先生评论道，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也同样承担社会不公。大诗人史蒂文森曾说：“诗歌的可贵性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作家要想更好地防御外在的暴力，就应该在共同的价值支撑下，积极处理好生活与创作的关系。（11月5日《晶报》）
我十分同意论者的观点。并且认为，这些生活中而非作品中的冲突，说明作家也生活在现实之中，他们不可能逃离脚下的土地，上到月亮或者其他星球上去，享受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所谓“田园诗”般的梦想，往往被冰冷而又坚硬的机器，击得粉碎！
但这些毕竟是作家中的少数，绝大多数作家，依然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和底层民众，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差别。可遗憾的是，作为公共知道分子，有的头上还带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桂冠，又有多少人代民立言、为民请命？比如，韩寒曾经孤身一人，质疑成都市政府承诺拍卖政府办公大楼投入地震救灾一事的落实情况，遭到“你是谁”的反诘，可那些这个家、那个家的精英们，他们不该问吗？精英的先知先觉和社会责任感，跑到哪里去了？
作家除了“作家”的头衔，还有“公民”的身份。崔永元说，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是极负责任感的，他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的毛病也是爱国。作家狄马在《文学的先锋性哪里去了》一文中也说，一些远离时代的作家，“最终只能写点吟风弄月、不着边际的东西聊以自慰。写吟风弄月、不着边际的东西当然也没错，但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当代作家，你搞的也不是当代文学。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当代，跟人说起，你应该说你是一个侨居在当代的古代人。你也不用抱怨这个时代的读者不重视你，光看韩寒的博客，因为你对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没有真正的自觉，或有‘自觉’，但没有表现的能力。你的眼睛只盯着你的职称和房子，凭什么要让读者的眼睛盯着你？古人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由此看来，作家首先应当关注社会的真实生态，而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斋里，优游地消费既得的利益。作家如果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思考，只盲从，吟风弄月远离社会，愚弄、专权、忽悠、胡作非为的事情，就一定会越来越多，最终伤及大众，包括作家本人。上世纪的苏联，就有过惨痛的教训。
稿源：荆楚网
作者：雷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