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祥鸿国际农批城董事长王建荣，举报东莞市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罗绍强为祥鸿农批城的“隐形股东”，指其出资7000万元分得173个商铺，目前仍拥有139个商铺，市值3000余万元。12日下午，东莞市国税局通报称，目前已经停止罗绍强职务，接受组织调查（7月15日《新快报》）。
“房叔”、“房姐”的“热潮”刚刚退去，“铺叔”不甘人后，在这炎炎夏日也粉墨登场，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市值3000余万元的139个商铺。“铺叔”的家底大揭秘，在大开公众眼界的同时，也让人心生疑惑：一个镇的国税局长就能坐拥上千万的身家，笔者不禁要问，还有多少像罗绍强这样充当着“某叔”、“某姐”的干部没有被揭露，又还有多少游离于监管之外？
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这已为中央和相关法律三令五申，也形成了社会共识。据了解，“铺叔”不仅直接斥巨资投资商铺，还是一名“隐形股东”。纵观最近几起官员腐败案件，涉案官员都坚称“绝无此事”、“事不关己”。而被查证的原因大都属于“优盘掉了”、“照片泄露”、“短信曝光”都小概率事件。“房叔”罗绍强的“东窗事发”，如果不是被同是股东的王建荣“窝里斗”举报，不知还有隐藏多久？笔者不禁要问，如果官员的贪污腐败大都要依靠此类不确定的“意外事件”，那么该有多少“铺叔”、“房姐”、“表格”游离于监管之外，我们惩治腐败的成本该有多高？
“窝里斗”、“小三反目”、“照片曝光”等固然也是一种反腐方式，可是这些反腐方式着实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试想，如果利益共同体日渐牢固、腐败分子与“小三”们“相安无事”、亦或是照片、短信没有泄露，那相关部门查处腐败案件该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把整治贪污腐败寄希望于这些具备偶然性的事件，势必滋生更多人铤而走险的歹念，毕竟被发现、被惩处的几率远远小于获得巨额收益的几率。
要彻底根治腐败，当然需要对贪污腐败施以重拳。但更要通过制度的建立，完善治理腐败的长效机制，设置权力“红线”，对权力行使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约束权力运行。只要这样才能然更多“铺叔”、“房姐”、“表哥”们“现出原形”。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