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康：对办假证母亲的“枪口”，请抬高一厘米

　　一非京籍孩想在京读小学竟要不同部门的5个证明，差一件都不行。因辛辛苦苦从老家开回的证明“不合格”，山东母亲曹某想办假证把儿子送进学校，不料被抓。昨日，曹某受审。（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为儿在京上学，母亲办了假证，并当庭流泪认罪。尽管初衷为孩子好，但母亲触犯法律却非儿戏。缺一不可的“5个证明”，也让户籍制度弊端再次泛波澜。
　　目前，网络上至少存在两种声音，一是任何人犯法都无例外，二是该母亲值得同情，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这两者并非对立两面，完全可融合来看——法律的事就归法律，法律外的事就在法律外解决。这让人想起历史上著名的“亨里奇案”，其作为“最高良知准则”案例广为流传：1992年2月，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翻墙青年。律师辩称其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有罪，但打不准无罪。作为心智健全者，此时此刻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抬高一厘米”，使法律和良知碰撞出火花，也让人性柔软得以绽放。对办假证的母亲，“枪口”也有必要“抬高一厘米”——在被法律合理审判的前提下，对其施以“因制度弊端而为之”的理解和宽容。毕竟，有个铁的事实一直“矗立”：长期以来，因传统户籍制度拘囿，户口成了限制外来务工人员扎根城市的高墙，他们身在城市，却享受不到相应待遇，只能抱着外来身份，看着城市人各种福利徒增艳羡。
　　当前，我国每个城市都融入很多外来人员，他们早已成为中国产业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大军，他们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流泪流汗，城市成果中浸透着他们的辛苦付出和巨大贡献。因而说，改革户籍制度，扫除羁绊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的樊篱，让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堂堂正正的“城市人”，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统筹、退伍安置、计划生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让他们及其子女在平等中找到归宿感，而不是深被“局外人”身份困扰，不仅体现保护、关怀和尊重，更是社会公平和正义之需。
　　如今，国家深化改革正酣。在众多亟待改革的领域中，与民生关系紧密的户籍制度已成民众期望新一轮改革中必啃的一块“硬骨头”。其实，母亲为孩子上学办假证，虽违了法，却也多少和户籍弊端有不可分的关联。要知道，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而不仅仅是北京人的北京。当然，我们也该如此善意理解——北京本来就人满为患，假设政府给来京务工人员都提供最优质服务，那来京人员更会络绎不绝，造成北京拥挤不堪，这对发展不利；同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需巨大投入，这制约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因而不能一味埋怨政府，要肯花时间等。
　　可是，等并不妨碍探讨。母亲办假证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法律内外光景，于法于情都值得深思。
　　稿源：荆楚网
　　作者：姜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