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增设“收受礼金罪”，应注重可操作性

　　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这是记者于昨天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获知的消息。在该论坛上，与会者就目前贿赂案件的形式、认定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多项亟待出台司法解释进行规定的问题。（9月28日京华时报）
　　古语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尚往来，是人们社会及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一旦与官场扯上关系，便变了味道，颇受非议，一些官员借红白喜事之机，以礼尚往来之名，收受红包礼金、贵重物品，大肆敛财，事实上，这种“礼尚往来”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变成了贪腐受贿的马甲。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清理整治收受红包礼金行为，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收效不是很明显，更不能根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有些官员不打点不给办事，甚至收钱也不办事。根据现行规定，官员单纯收受红包礼金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但视情节轻重要受党纪、政纪处分。曾有专家提出将官员收受红包礼金纳入受贿罪，但是认定受贿罪的条件与收受红包礼金有明显区别，因此不能等同。此次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罪”是在中央高压反腐形势下产生的一个新名词，增设此罪可以通过法律规范约束“隐形受贿”之人。但是，笔者试问，如何增强认定“收受礼金罪”的可操作性？
　　一是“国家工人员”的界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搞“一刀切”？同类案件，行为人身份不同，法院判决结果差别很大。
　　二是如何设定数额底限的问题。全球至少有92个国家出台了禁止违规收礼的法律法规，其中数额设定最高的英国法律规定，政府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达到140英镑即可定罪。我国要设定定罪数额底线吗？如何设定入罪门槛？一两百还是一两千？或者是要达到五千？
　　三是怎样区分正常礼尚往来的问题。设“收受礼金罪”，主要是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那么，怎么与正常的、真正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进行区别？任何人的礼金都不能收？亲戚朋友之间的正常走动算吗？如果搞“一刀切”，官员就不能有亲戚朋友。
　　四是如何处置送礼之人的问题。受贿罪对应有行贿罪，设定收受礼金罪，如何处置送礼之人？要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送才没有收，不卡住送礼源头，是不能根治收礼的。
　　总之，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一件好事，本人并不反对，但立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能“一竿子打一排人”，更不能被有些人钻了空子，把受贿行为辩护为量刑更轻的收受礼金行为。
　　稿源：荆楚网
　　作者：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