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国华：医治统计造假“沉疴”须“下猛药”

　　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1.1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上报为7.8亿元；停产的、未投产的、被兼并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一些部门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上报虚假数据……这是湖南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抽查发现的统计造假行为。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政绩观扭曲，统计造假“前赴后继”，屡禁不绝，搞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政府公信力。（2月15日 人民日报）
　　对普通民众来说，统计数据含有“水分”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湖南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抽查的统计造假，数据“水分”之充盈饱满、统计造假之肆无忌惮，想必还是会令公众大吃一惊的。统计上报44亿元而检查数只有5.8亿元，上报7.8亿元而检查数只有1.1亿元，一些统计实际数甚至不足虚报数零头；40家联网直报工业企业中，有6家在2013年前已经停产或未投产或被收购的企业仍然在报数，51家非联网直报单位中在普查登记地址找不到的有13家，2013年以前已停产的有13家，重复上报1家……
　　统计造假也是一种腐败。疯狂的统计造假，显然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所能够完成的。企业、统计部门以及上级单位，无疑都在统计造假这场“战斗”中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衡山经信、统计等部门不仅向企业发送预计数据指导企业填报，甚至越俎代庖固定代报或临时代报，更向乡镇分解任务“指导”基层和企业造假；甚至公然伪造普查资料。在猖狂的统计造假链条中，企业、部门、上级单位及背后的“长官意志”，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统计造假无疑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不仅包括伪造资料、数据“掺水”所产生的冗繁琐屑，更因违反《统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而可能遭到惩处。但统计造假带来的巨大“利益”，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冲垮相对低廉得多的造假成本。统计造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企业、相关部门以及上级单位之间的“联合协同作战”，这场“联合协同作战”的共同目标，那就是让GDP更饱满，让政绩更好看。
　　统计数据不仅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晴雨表，更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有力参考。统计造假，尤其是官方指导的肆无忌惮的统计造假，不仅制造经济社会发展的虚假繁荣，若用于政策参考，更容易造成严重误导。令人震惊的统计造假背后，是长久以来“数字出官”的官场畸形逻辑下的蛋，更映射出其背后政治生态之不正常。“GDP狂躁”也好，“政绩冲动”也罢，无疑都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悖逆。
　　应该看到，在舆论倒逼压力和治理理念提升的双重作用下，“唯GDP论”已不得人心，政绩考核体系逐渐向科学化调整，但官员政绩观的科学化能否跟得上政绩考核体系调整，从疯狂的“统计造假”来看，显然还有诸多疑问。而且，长期以来“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所隐藏的制度惯性，在短期内显然不容易消除。净化政治生态，廓清发展障碍，也是发展“新常态”的题中之意。
　　对统计造假要“猛击一掌”，更应“猛药去疴”。统计造假的低成本，“GDP至上”的流毒，统计工作透明不足、监督乏力，甚至一些官员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无所适从，共同孕育了统计造假的怪胎。在衡山县、长沙天心区统计造假的问责清单中，被撤职的是负责统计工作的部门有关人员，对政府负责人则只是诫勉谈话或行政记过，这对在统计造假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长官意志”之规制，显然还欠缺力度。从统计造假还能看出相关方面尤其是某些官员法治思维匮缺的尴尬现实，这无疑是官员在公共治理能力方面的“硬伤”。面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那些为“共同目标”在统计造假中“协同作战”的单位及其官员，是否会若有所思？
　　稿源：荆楚网
　　作者：凌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