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痛批的“为官不为”问题，中组部已将该问题的防治作为今年重点调研课题。贵州省黔西南州为治理懒政庸政，从去年开始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至今年2月已有1334名不胜任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在召回后的集中培训阶段，黔西南州有的单位甚至组织“召回干部”军训一天。近日，中组部已着手开始系统研究该制度。（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针对干部“为官不为”、懒政庸政问题，地方组织部门尝试“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有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只是，“召回制”的推行，本是有其前提的，起码要像贵州省黔西南州那样，需事先列举出诸如工作不思进取、不谋干事，不作为、怕作为、乱作为，在单位或领导班子中闹不团结、拉帮结派搞内耗，办事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之后才可具体操作，最终确定要召回人员。于是，问题来了，即对这些干部作出召回处理时，必然涉及监管考核等问题，而这，自然回归到对干部的考核上。如此，岂不是要回到季度考核、半年考核或年度考核的既有管理办法上来了？
　　由此看这个“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或许就是换汤不换药，不过是新发明了一个管理制度术语而已。制度的目的和目标，是跟通常的干部考核制度一致的。推行“召回制”，以往的考核制度要不要废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既然列订了考核目标或标准，组织部门、纪检部门在日常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就是了，何必让“为官不为”问题严重到被召回的程度？另外，干部“不胜任现职”，起码还要拷问干部选拔机制的问题，即何以让不胜任某职位的干部就任？这或许就是辨人不明、用人不当方面的瑕疵。如果选人用人得当，却出现“为官不为”问题，那显然又回到监管缺失的问题上来了。
　　分析贵州推行的“召回制”，似乎尚未上升到惩处干部的程度，是介于诫勉谈话与停职、免职或撤职这一“中间地带”的。召回的目的，主要在于让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出出汗、上上火，不再“为官不为”，不再慵懒于政务。而其余一切，全无大碍。那么，这极可能让该制度蜕变为走过场，成为新的形式主义。官员被召回一次，反而可能会转任更为理想的职位。至于“召回后，组织2-4天的集中教育、其后安排为期1-6个月的重点项目建设或中心工作进行跟踪考察，如果跟踪考察不合格的，则将采取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乃至辞退和解聘等方式进行组织处理”等规定，似乎是分别针对普通公务员和聘任制公务员两类人群，更有临时设岗问题。而无论怎样，真的要辞退、解聘公务员，决不是一个“召回制”可操作的，起码牵涉公务员法、党员干部违规违纪处罚条例或制度等等。否则，有越界嫌疑。
　　这个意义上说，“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只可作为目前干部管理措施或机制的一个补充，要审慎而为。而要根治“为官不为”、懒政庸政，惟有从行之有效的监督发力。
　　稿源：荆楚网
　　作者：贾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