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赢得诺奖的新闻，着实吸引眼球。各级各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给予了“轰炸”式的报道。一方面是诺奖的权威性、震撼力以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使它本身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另一方面是它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在本土的研究成果获得诺奖的零的突破。毫无疑问，屠呦呦的这次获奖，成为继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点燃国人激情的又一个“兴奋点”。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拓展了诺奖的获奖领域，使之从文学界延伸到了医药学界，而且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在本土的研究成果，并且是中国独特的中医药领域。这对于享有“第五大发明”之称的中医中药扩大其国际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地位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们在为屠呦呦的获奖感到振奋感到骄傲的同时，另一个颇为尴尬的话题也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这就是，这位登顶诺贝尔奖、摘得“皇冠上的明珠”的杰出科学家，在国内居然一直处于“三无”状态。（即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如果说前“两无”还与文革前后的特殊历史条件有关的话，那么，无“院士”头衔则不能不说是发人深省、费人思量了。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状况是否警示我们：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逆淘汰”现象呢？

　　根据媒体的披露，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遗憾的是均未获得通过。是因为屠呦呦的学识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那么，症结显然出在了如下方面：即我们的人才认定标准与遴选制度是怎样的？它又是如何运行的？我们的科技评价与奖励机制是否卓有成效？我们的人才工作环境是否健康有序？

　　从媒体的介绍来看，屠呦呦不但不善交际、不会拍马，而且还性情直率，爱讲真话，喜欢直言相谏，从来不管对方是朋友还是领导。这，在惯于“为尊者讳”、“见权者媚”的国内社会和人文环境下，无疑是犯了大忌。环顾国内业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行政权力大举渗透干预学术，我们的许多领导热衷沽名钓誉，奉行“仕而优则学”一套，造成社会上“官员博士”满天飞的“学术繁荣”；另一方面与之相呼应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不断地“自我矮化”，奉行“为权利服务”、“为金钱服务”理念，不断向权力和金钱乞怜，在权势面前肆意涂改和降低学术标准，甚至不惜学术造假。造成事实上的“官学勾结”。如果说官场上的“官商勾结”造成了腐败蔓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的话，那么，“官学勾结”的结果则是玷污“学术纯洁”、贬损“学术尊严”，最终摧毁“学术良知”，造成“伪学术”的泛滥成灾，是严重的学术腐败渊弊之一。

　　当黄钟被毁弃的同时，雷鸣的一定是瓦釜。当金子被埋没的时候，飞扬的注定是砂砾。

　　回望历史，诺大个中国，十几亿人口，为何长期以来一直患有严重的“诺奖饥渴症”？是中国人缺少智慧吗？显然不是。这里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慨叹。现实的“伯乐”是什么？是营造尊重人才、爱惜呵护人才、科学举荐人才的体制与机制；是放下官员们高高在上高傲与任性，学会对知识者的尊重、信赖与包容；是扫除全社会对于权力与金钱的狂热追逐，建构起对于知识和学术的信仰与遵从。长如此，学术才能挺直脊梁、根除媚骨，进而获得健康的生态环境。如屠呦呦这样的科技精英才能安心学术、安心事业，才不至于数十年默默无闻。

　　如此看来，屠呦呦继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之后，今年再次登顶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她既多次申报院士而不得，也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现状，实在应该让我们的有关部门醍醐灌顶、幡然反省。我们是如何进行人才认定与遴选的？我们的科技评价与奖励机制是否存在纰漏？我们的人才工作环境是健康有活力的吗？总之一条，我们党倡导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习总书记所强调的“造成社会活力充分涌流”的指示决不能只是停留在本本上。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义祥（湖北潜江市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