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慈善法》草案的说明，最新修改版本的公布引发了公众新一轮的讨论，除了制度性地约束公益组织主体外，对公民个人募捐、捐赠的行为的说明尤其受到关注。（3月10日 《新京报》）

　　正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阚珂所说，立法本意是引导慈善活动通过慈善组织进行，但法律没有禁止个人求助行为。他同时指出了“一对一”地针对特定个体的捐赠可能面临的风险。事实上，这部主要针对公益组织的法律，在保留了个体寻求社会救助的途径外，也同时保留了公众爱心被消费、社会信任被撕裂这一潜在的问题。

　　诸如2014年备受社会关注的身揣iPhone6，却假装没钱向路人要钱的事件，以及2015年初，央视曝光的男子装瘸骗钱，在北京买两套房的事情，都冲击着公众的社会信任，以及消解着人们的爱心。

　　而在当下，《慈善法》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如何在制度性防止大规模骗捐行为之外，多举措给予公众爱心以更多的呵护，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毕竟，就目前而言，普通老百姓的“慈善”之问，绕不开商业区和火车站等路边那些渴望“施舍”的老人、小孩和残疾人。信还是不信，捐还是不捐，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体抉择，而是整个社会慈善救助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社会信任所共同面临的考验。

　　以编造虚假现状骗钱为例，现实中，除了媒体曝光的案例外，大量的“乞讨”究竟是“真困难”还是“骗钱”无从知晓，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对每个“乞讨者”都去细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但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相当多的人采取“不相信”的应对举措，而这无疑会持续加深人们对整个社会人际信任程度的负面评价，不利于社会的有效运行。

　　根据现行法律，对假意乞讨实质行骗者，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按“诈骗公私财物”做出处罚，但实际生活中，类似大规模的执法行为并不存在，《慈善法》草案中第九十四条鼓励公众、媒体对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行为予以曝光，但却并未将以个人名义骗取钱财的情形包含在内，显示出各方面对此类“马路慈善”实际监管的缺位。

　　然而，社会信任和社会爱心通常依赖于个体的经历和个体的体验，并以此影响个体的决策，以“公益性”“利他性”为特征的慈善本身，如果要想藉由公益组织发挥更大的社会能量，离不开对整个社会公民爱心和信任的培育和倡导，而无论是社会救助制度“兜底”，还是公益慈善组织“扩容”，对个体“欺骗”行为应该有更有效的社会治理，避免类似的道德失范消费了社会爱心，从而更多地凝聚社会的“慈善”共识。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