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上海松江区捣毁一特大代孕窝点。6月，上海法院二审改判全国首例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案。记者通过历时两个月的暗访调查发现，在有人花费数十万甚至百万元求子现象的背后，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完整形成的灰色产业链。由此也反映出相关法律监管的缺位。（8月25日《东方早报》）
所谓代孕是一种辅助生育手段，在当今社会，依然有不少不孕不育的夫妇，对他们来说，代孕是解决不孕不育的临床选择，也能保障他们的生育人权。可当这种手段变成“地下操作”时，便乱象丛生。纯粹的商业化操作让利益高于人权，诊所简陋，手段粗劣，还受性别观念影响，这让很多代孕者受尽残忍折磨，甚至是失去人身自由，完全沦为中介机构暴力牟利的“机器”。“代孕”的这些乱象会受到社会伦理的拷问，更亟待法律的再出手规范。
据了解，我国卫生部门在2001年就颁布实施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 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两个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和胚胎，严格禁止各种代孕行为。我国有关法律还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项技术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实施，只能以医疗为目的。
确实，国家的相关规定是明确的，可实际中对代孕的监管仍存在较大问题，代孕网站仍在堂而皇之的叫卖。国家这种规定的严格让“代孕”在明面上成为不可能，而法律监管的现实缺失又让“地下代孕”有了可乘之机，这些情况反而给代孕乱象的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且，进一步来看，国家这种全面禁止的“一刀切”规定，也会让那些有合理诉求的不孕不育夫妇痛苦，被逼无奈，只能转向“地下代孕”了，这不是给“地下代孕”提供土壤吗？可见，这样的规定只会加剧代孕乱象。
在现实中，很多专家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争议不断。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认真论证后，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此前讨论稿中“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代孕”等规定已被删除。抛弃了“一刀切”的规定，这表面上看是法律的退让，实则是理念的进步。这其实是在代孕困境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是区别对待代孕的实际践行，更人性和遵伦理。可以说，中国法律对待代孕的态度有了实质性的转变。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法律对“代孕”乱象的再出手，还应该考虑的更细致全面，兼顾道德伦理。在打破“一刀切”之后，在保证不触碰社会伦理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合理的代孕途径，完善配套措施，保证这些途径的“干净纯洁”，遏制住正当代孕需求的“堕落”。对于“地下代孕”情况，亟待提高立法层级，还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禁止，并严格规定法律责任，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后，更为重要的则是完善监管体系，多部门配合合力进行治理，并加大对“地下代孕”行为的惩处力度。
这样的法律再出手才是基于现实问题和社会伦理的最佳考量。将法律与现实情况、社会伦理结合在一起反思，将“代孕”问题分两面考虑，否定落后的，肯定合情理的，相互作用与促进，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解”。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彬
（作者： 编辑：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