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带娃上班”已经成为历史。近年来，几乎所有单位都取消了这项“福利”。然而，这个暑假，一股“带娃上班”的风潮似有回暖之势，上海市职工亲子工作室已达68家，2000多名职工实现了“带娃上班”的“小目标”。（8月22日时代周报）
面对这种现象，有的媒体人提出了反对之声，认为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企业事业单位理应剥离身外赘物，单位和社会应当各司其职，不能随意将公共财政用于单位职工福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所有的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提供，政府必须全盘承接被企事业单位所剥离的服务项目，即使企事业单位有能力、有意愿为职工兴办学前教育机构，也不能“开口子”。
笔者认为这种高谈阔论实在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企业和社会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企业公民”天然就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和家庭一样，都是社会的组成细胞，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二者虽然各有分工，但其功能常常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如果你感觉后背有点痒，但旁人要求你只许用右手挠，若用左手就是“越俎代庖”，不知你会作何感想？
其次，社会发展本来就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相似的行为背后却有着“质”的区别。在市场环境中，企业不会做没有回报的事情，企业家们自愿拿出真金白银承担社会责任，这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并不能够同日而语。这样的企业看中的是员工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大的生产力，他们愿意协助自己的职工更好的兼顾事业与家庭，为什么要对这种“达则兼济社会”的热情泼上一瓢凉水呢？
中国已经步入全面二孩时代，“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了怎么带”成为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据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显示，70%职工因为保姆费居高不下等原因选择将孩子交给自己父母照料，绝大多数职工赞成企事业单位参与办托儿所，近九成网友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托儿所。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为了应对如此强烈的现实需求，上海、深圳、安徽等地的工会组织和教育部门纷纷推出鼓励措施，积极探索举办规模较小、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办学。
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此举不仅不是“开倒车”，还是营造多赢局面的进步之选。对企业而言，主动解决员工后顾之忧，不仅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提供员工的生产力；对社会而言，不仅能够形成全民关心教育的和谐氛围，也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办出有自身特色的、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崭新教育模式。当然，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企业的普通员工，正如京东总部托幼中心的一位家长所言：“由自己的企业主导办园，信息更加透明，对于家长来说也会很放心，省去很多成本。”
诚然，企业办园肯定会面临一些“成长的烦恼”，例如经费问题、师资力量、规范管理等，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专业的指导和规划，并且给企业所办园一定的扶持。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政府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资源投入，扩大普惠园比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逐步破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贺东
（作者： 编辑：杨虹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