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心中的灯塔——忆父亲黄振（图）

黄振同志和董必武、邓子恢、张体学同志在一起。（左２：邓子恢，左４：董必武，左起６：张体学，右起３：黄振）

黄振同志与他的老首长、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同志在一起

原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同志１９６２年来湖北视察时，到湖北省戏曲学校排演厅观看演出汉剧《宇宙锋》后接见演员时的合影。（左起：程采萍、黄振，右起：陈少敏、肖俊生）

站在松树下远眺沉思，仿佛在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１９８２年夏天，摄影于九宫山）

　　　　　　　　　　　　　　　　　　　　　　黄小燕
　　编者按：黄振，新四军五师的一名文艺工作者，枪林弹雨中，他以艺术振奋军威，使受伤的士兵忘记伤痛，使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往无前，解放后，他又活跃于戏剧舞台……战场立功，家严立德，他是人民的功臣，像座高山；他是女儿的蒙师，像一座灯塔。作者寄情笔下，浓墨重彩，描绘了父亲的坎坷人生，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日，这一年也是我们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１８年的日子。７月，我带着刚从大洋彼岸美国求学回家的儿子孙凡冒着阵阵的雷电风雨，踏着崎岖的田间小道，重返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黄陂罗汉，同那里热情的父老乡亲们追思抗战岁月的人和事。人民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沉痛地悼念他，深深地思念他。
时间抹不去对往事的真切记忆。在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的日子里，在父亲的祭日，又唤起我真挚而又深沉的忆父之情。
　　一
　　我的父亲黄振，又名黄英雄，是在峰火硝烟的抗日战场上战斗过的新四军五师文艺战士，是在白色恐怖、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坚持斗争的游击战士，是建国后文艺战线的拓荒者、湖北戏曲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出生入死，敢于斗争，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粗犷豪迈，气宇不凡，幽默风趣，他待人宽厚，光明磊落，视事业如生命，视学生如亲人。他严于自律，生活简朴，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熏陶和警示着我们子女。他一生历经坎坷，是个传奇式人物，到了晚年却没有来得及享受幸福和安逸……
　　父亲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汉乡的一个中农家庭，排行老三，有一个长兄和一个姐姐。祖父是个木匠。１９２６年，父亲在乡私塾读书４年，１９３７年被乡保长抽壮丁集训３个月。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被日寇抓去做劳工，在谌家矶修桥８个多月，不久逃跑，参加了当地抗日游击队，１９３９年１０月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湖北安陆赵家棚加入了转战于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４０年初，上级组织派父亲到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校抗大十分校学习。１９４１年１月，蒋介石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这一年，父亲在随营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整编后的新四军五师司令部第一期参谋训练班学习。年底调任五师政治部文工团楚剧组队长、指导员等职。他一直献身于部队戏曲事业，历任楚剧队长。后来，他带领楚剧队活跃在陕南，随军中原突围直至抗战胜利。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新四军五师楚剧队由湖北大悟宣化店突围陕南，不幸集体被捕坐牢，乔装民间“戏班子”脱险，乔装打扮隐蔽进入地下斗争。１９４７年冬，接到上级组织“我军南下，迅速归队”的通知，终于找到大部队，回到豫鄂四军分区，向罗厚福司令员报到。
　　１９４８年２月，因革命根据地扩大，发展地方武装，上级派父亲留守孝感地区打游击、搞土改，８月调任黄陂四区九联村主席、罗汉乡乡长、区委委员、区农会主席，直到迎来湖北全境解放，即投入他所热爱的戏曲事业。
　　二
　　父亲闹革命的故事，是在我下农村后从乡亲们的嘴里才丰富起来的。
　　１９７２年，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下放到了父亲曾经闹革命的老区--黄陂殷家岗插队。第二年末，我的大弟黄小明也下放到此地，姐弟俩在父亲闹革命的地方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不要我们回武汉。他因为身体不好，也很少来乡下看望我们。但是，儿女们心里清楚，父亲是很牵挂我们的。谁要是到孝感地区开会，他都叫人路过黄陂花石桥来殷家岗看我们，带信嘘寒问暖，捎来几大瓶子我们爱吃的榨菜炒肉丝和豆腐干。
　　在乡下，我们很争气，插秧、割谷、摘棉、锄草、抽水、养猪、放牛等，什么农活都争着做，抢着干。乡亲们都夸我们说：“真不愧是革命的后代，黄英雄的儿女呀！吃得苦，没有一点城里人的娇气和架子。”那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是人民币１角６分钱。我们起早贪黑，不敢旷工，到了年终，还是欠生产队几十元人民币。虽然苦点累点，但我们心情舒畅，虽然没有什么好菜吃，但每天都能吃上“新”米饭。虽然我们远离父亲母亲，但每天都能与热情的家乡人生活在一起。乡亲们白天教我们干农活，我们夜间教他们学文化。我们生活上有困难，乡亲们体贴、关照我们。乡亲们有个啥疾苦，我们热心快肠去帮助他们。有时下工后我们不想做饭了，就到乡亲家去蹭饭。我们不管走到哪家，哪家都很欢迎我们。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不就是多加两双筷子吗？”说句实在话，我们在家乡还真沾了父亲不少的光哩！
　　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从那些曾经与父亲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的嘴里，从父老乡亲嘴里，聆听到好多“黄英雄”的惊险故事，有“投奔革命遇险记”、“神出鬼没除汉奸”、“白区收税筹款支援前方”、“智勇夺枪武装自己”、“虎口拔牙为民除害”、“赤手空拳擒匪首”、“身陷囹圄化装突围”、“突破重围找部队”等等。父亲那智勇双全、出生入死的男子汉英雄形象在我们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一次，我放牛到几十里以外的雷家集，村妇女主任听说黄英雄的女儿来了，放下地里的活就跑来找我，要我到她家去喝茶。我刚到她家门口，就围上了许多村里的老乡和小孩。妇女主任的伯父给我讲起父亲当年为百姓除害的故事：１９４８年秋天，父亲当时公开身份是黄陂四区九联村主席，其间国民党“剿匪”司令部在祁家湾设了个谍报队，谍报队头头是个罪大恶极的陈继安。为邀功请赏，他侮辱并凶残地枪杀了地下游击队员，还当众示威。老百姓悲痛万分，游击队员们忍无可忍。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拿下陈继安！”随后，带上李炳照、雷幺等３个游击队员，打听到陈继安的动向，随后跟踪他到一个酒家，我父亲冲了进去，拿起枪对准陈大声喊：“不许动！举起手来。”陈趁着酒兴未醒，点头哈腰陪着笑说：“我们都是朋友，有话好说嘛。”父亲不理睬，示意另外两个人，三下五去二，连捆带绑将陈带走，走到十字路口无人处，说时迟，那时快，游击队员们对陈一阵拳打脚踢，他们快刀斩乱麻，没有浪费一颗子弹就将陈制服并打死在地不动弹了。第二天，老百姓知道后都拍手称快：“铲除毒瘤，拔掉这个钉子，为民除了大祸害。”群众心里都明白，此事一定是共产党干的，是黄英雄领头干的。自那以后，谍报队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了。
　　１９７２年年末，有一次我到孝感地区参加全地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报告会，在会上作了《科学养猪》的典型发言。会后，碰到区里的一位领导，他半信半疑地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叫黄振？我肯定的回答道：“是啊。”“你就是黄英雄的女儿？”我自豪的点着头。他又兴奋地说：“我是你爸爸的老战友，就叫我黄叔叔好了。” “黄叔叔，您好！”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饭后，黄叔叔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起了“大山寺保卫战”和我父亲的往事……
　　１９４４年５月，顽军第二次进攻五师指挥阵地大悟山，企图消灭革命根据地。师部已经下达命令，战斗部队整装待发，后方机关迅速转移。老百姓见状，惊慌失措起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此时，李先念师长决定不能转移，要坚决地打。他下命令：“跟我把楚剧队找回来！”时任队长的父亲得到命令，火速带队赶到师部接受任务后，并立即向同志们传达了上级指示：“搭台唱戏！把群众都唱回来，把人民的信心唱起来，把部队里的战斗士气鼓起来！”话音刚落，鸦雀无声的文艺队顿时沸腾起来了，大家在父亲带领下，十几分钟就搭起了土台，挂起了幕布，敲起了锣鼓，打响了闹台，锣鼓震天动地，回荡在山谷之间。老百姓都回来了，李师长坐在地上，一边看戏，一边拿着电话机指挥战斗：“冲上去！夺回大包子！”楚剧队上演的是《盘肠大战》，演员唱得有劲，群众看得起劲，前方的战士们听到锣鼓声，精神抖数，英勇杀敌。后方的农救会骨干送担架，妇救会群众送茶水和干粮。前方不断传来好消息。两袋烟的工夫，捷报频传：“我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冲锋，占领了大包子。”“大包子又夺回来了！”这真是，首长的指挥，战士们的冲杀，群众的支援，台上的锣鼓，一阵子此起彼伏，回荡不绝，演奏了一曲大山寺保卫战胜利的乐章。楚剧队在反动顽固派势力的包围夹击下，配合部队顺利完成了战地宣传鼓动任务。
　　最后，黄叔叔还激动地介绍，在新四军五师会师庆功会上，李先念师长兴奋地挥动着拳头说：“新四军五师已成为中原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部队！”这一句话刚落音，很快就淹没在浪潮似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生长在革命的家庭，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尽管父亲多年来由于工作忙，很少带我出门，很少和我谈心，但我还是能够从他忙碌操劳的身影中、从老区根据地父老乡亲们的赞扬声中，体验到父亲的人格魅力和对子女的关爱！
　　三
　　父亲是一个朴实、豪爽的人。建国以后，他从不居功自傲，平日生活节俭朴实。他对儿女总是言传身教，寓理于行。
　　记得１９６０年９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董必武爷爷安排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接我父亲去相聚。我父亲带上８岁的我一同前往，说是去看望董爷爷。约半个小时，车子开进了一个大院，院大门有解放军站岗，院墙里是一片森林。我们的车在东湖宾馆百花村门前停稳后，就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等候了。我跟随父亲下了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两个大理石的红柱子，砖混结构坡屋顶的二层楼房，朴素、美观、大方。
　　董爷爷下榻的百花村，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好奇：那么威武的解放军战士，那么多五颜六色的鲜花，波光粼粼的湖水边有那么多粗壮的大树……
　　董爷爷穿了一件半新半旧的白衬衣，一条洗褪了色的旧军裤，脚上穿一双北京黑布鞋。他的袖口和裤脚都向上卷起一道，保留着劳动者的本色。他手倚着拐杖，一副慈祥面容，一见到我父亲，就大声喊：“黄英雄啊！好久没见了。”他注视了一下站在我父亲身旁的我，就问：“这是你的丫头呀？”我父亲说：“这是二丫头，这姑娘老实，不爱说话，我今天带她出来见见世面。”我父亲让我对这个和蔼可亲戴着眼镜的人叫“董爷爷”。
　　待我们坐下后，战士端来茶水，我父亲品尝着茶，我好奇地四下张望着。董爷爷思维敏捷，健谈乐观。我父亲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们聊起了曾经在一起战斗的经历，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谈笑风生。
　　那天，我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我第一次听到他讲了那么多抗日战争的故事：有李先念领导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他自己带领新四军五师楚剧队到西乡白庙敌占区演出；有五师楚剧队化装成旧戏班子作掩护突围到陕南，遭遇敌人包围，与敌人斗智斗勇、冲破重重障碍，艰难寻找上级组织……
　　１９４６年６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揭开解放战争的序幕。突围时，中原军区文工团楚剧队被编入十四旅第三连，我父亲担任指导员，汪洋任队长，后随同三五九旅突围。到陕南后，上级组织决定：文艺队化装突围转移。转移途中，敌人的一个营包围了除父亲在外的楚剧队伍，父亲因受凉腹疼“闹肚子”到山后僻静处泻肚子去了，所以没有被敌人发现。等他回来却不见战友们，父亲焦急万分向当地群众四处打听，才知道敌人把楚剧队大队人马全带走了，但不知道带往何处。父亲千辛万苦寻找仍杳无音讯，他又返回到敌人的包围圈，深入虎穴冲向敌人的哨所住地，闹着要进去。敌人用枪托逼迫父亲离开，父亲说：“不行！我要进去。要找你们的长官讲理，我要去找我的戏班子。”敌连长问父亲：“你是干什么的？到这里来胡闹什么？快给我滚开！”父亲说：“我们是玩江湖的戏班子，我是班子的老板，我们不唱戏怎么养家糊口？”父亲还故意挑拨说：“你们的哨兵把我身上的钱都搜光了，叫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怎么活呀？”敌连长不耐烦地传令，把父亲送到团部。一路上，父亲为了表明自己是个唱戏的，边走边唱，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小镇子，才找到楚剧队的战友们。同志们看到他回来，都高兴地跳了起来。战友相逢，热泪盈眶。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说：“首长决定我们化装的任务，是我接受的，突围计划是我定的，同志们对我抱有希望，我不能辜负首长对我的信任。在关键的时刻，共产党员贪生怕死是最可耻的！我有充分的信心对付这帮敌人。”他还说：“突围前，李先念司令员很关心队伍里的小战士，还亲自叮嘱过：‘莫把那几个小鬼拖掉了哟！’”……
　　董爷爷是位很有个性的老一辈革命家，谈到高兴时就哈哈地大笑，谈到气愤的时候就骂人，骂人时还用力地跺着脚。他们没有特别“撼人心魄”的话语，但是他们所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中午，董爷爷留父亲和我在宾馆餐厅里吃饭。简单的家常菜肴加上浓烈飘香的白酒，他俩边喝边聊着。吃完饭?我刚想起身走?父亲用眼瞪着我?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疑惑地望着父亲。父亲严厉地对我说?“燕子?你看你桌上掉的米粒?快给我拣起来吃掉?”我不以为然地看着他。父亲接着说?“戏校的娃儿每天饭都吃不饱还要练功?一练就是一天，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董爷爷看我没有动作，笑着对我说：“小姑娘，你爸爸说得对，自然灾害全国都在闹饥荒，你还小，要知道节约呀。”我听话、驯服地把撒在桌上的饭一粒一粒地拣到口里，一粒米也没剩下。为了不影响董爷爷中午休息，下午２时许，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辞别。临走时，董爷爷看我听话，还奖给我一个红苹果，我爱不释手地拿在手里一直舍不得吃，想着带回去与弟弟们一同分享。
　　那一天，是我童年过得最有意义的一天。长了见识，开了眼界，也使我对革命前辈有了真正的认识。董爷爷是国家副主席，但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平易近人的好人。
四
　　１９６６年“文革”狂澜乍起，中华大地陷于了一场空前浩劫之中。忘不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灭顶之灾。那令人揪心的一幕一幕至今仍触目惊心……
　　那时，我父亲的罪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网罗一切牛鬼蛇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屡遭摧残、毒打，以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双肾脏被打坏，久治不愈，最后导致“重度肾坏死性尿毒症”。
　　记得是那年８月的一天，炎热的天气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造反派把我家抄了个精光，“走资派”黄振的子女理所当然成为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对象。哥哥在孝感文化局工作?不能回家。姐姐读初中就提前下放农村。父亲被带走，母亲被隔离，他们分别关进“牛棚”里。突然之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七零八落，只剩下年幼的两个弟弟和少年的我。
　　９月的一个中午，我和两个弟弟在家里吃饭，突然听到邻居张阿姨急促地喊着：“燕子，快出来！快出来呀！你爸爸回来了。”还未等我们出门，就看见两个人拖着父亲进了家门。我们好久好久没有见面的父亲竟然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的，简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血肉模糊的衣衫，通红浮肿的脸，布满血丝的眼睛，肿成棒槌的双腿……见此情景我真是吓呆了。还没等我们跑过去，造反派就把我父亲扔在地上，扬长而去。我们愤愤不平，敢怒不敢言，围在父亲的身边，抱着父亲哭成了一团。父亲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快去化杯凉盐水来。”我用颤抖的手端来盐水，轻轻地用小手巾沾着盐水一点点地从他那皮开肉绽的伤口中清出杂物，再慢慢地从血肉模糊的皮肤上脱下破碎的衬衫。每撕脱一次，父亲都咬着牙痛苦地忍受着，坚持着，他没有呻吟一声；每撕脱一次，我都感到撕心裂肺的痛。弟弟们哭着，我慢慢地撕着，足足撕脱了一个多小时。爸爸看我们都哭成了泪人，平静轻声地对我们说：“爸爸过去出生入死，拿枪打坏蛋，掉脑袋都不怕，这算得了什么？”从那以后，父亲叫我每天用杯子接小弟弟的尿给他喝，为的是治疗他那被打伤的腰。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有十几个造反派小将把我父亲骗到省戏校练功楼里，他们逼迫父亲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交代叛变的经过。
　　造反派问：“黄振，你是不是叛徒？”“你有没有罪？”
　　父亲回答：“我不是叛徒。”“我没有罪，我有功！”
　　听到此话，他们对父亲拳打脚踢，气急败坏地拿起早就准备好的铁锹、镐头、棍棒，劈头盖脸地朝父亲身上乱打一气。
　　父亲双手被捆绑着，无力反抗。他四顾无援、痛苦地缩成一团。不知打了多长时间，有位好心的过路人看见，惊恐不已，跑到戏校食堂叫人：“快来救人呀，要出人命了！”
　　周辛酉老师连忙跑出来，看到了惨不忍睹的场面：黄校长浑身是血地躺在练功室的地上不动弹了。他试着见父亲还有口气，就急忙将父亲拖上三轮车，拉到紫阳路省人民医院。可气的是，在急诊室里有人碰到一个手腕骨折的“革命小将”也来就诊，医生问他是怎么骨折的？“小将”竟脱口而出：“打黄振打的。”
　　父亲在家养病期间，姐姐回家了。正好那天父亲的亲密战友在黄陂工作的李炳照叔叔来看他。见面时，两位曾浴血奋战、风雨同舟的伙伴相对默默无言，悲喜交加。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来访，父亲特别兴奋，他吩咐我和姐姐上街买猪肉回来包饺子给李叔叔吃。父亲亲自剁肉，我们拌饺子馅，大家好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一会儿饺子熟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子，还没等开始吃，就听到门外有人在大声嚷嚷：“黄振在不在家？”我父亲回答道：“在呀！”这时，几个造反派小将冲进家里，蹬着眼、丢下一句话：“下午３点到排演场开会。”父亲答：“好。”他们又一阵风地边骂边跑下楼去。他们来去匆匆，我们不知所措，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时钟一分一秒地走着……
　　还是李叔叔先开了口。
　　他对父亲说：“吃一点吧，饺子都凉了。”
　　父亲说：“今天又要挨打了。”
　　李叔叔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呢？”
　　父亲沉痛地说：“看今天来的人，我心里清楚。”
　　他们的对话，语言虽简单，情绪却低落?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当天下午，我父亲果然被几个“革命小将”又毒打了一顿。下午５时，李叔叔不放心，又返回到我家，他看到父亲遍体鳞伤地躺在床上呻吟，就要送我父亲到医院去。
　　父亲说：“要找革命组织请假。”
　　李叔说：“都这样了，还不趁这机会到医院多住几天，免得再挨打。”
　　第二天，祸不单行。父亲还未来得及住进院，我们家真的是大祸临头了。
　　早上打开房门，我吓了一跳，门上、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和醒目的标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黄振！黄振不投降，就要他灭亡！”“黄振不老实，仇恨社会主义。昨天在家里还不忘反党、反社会主义。”“黄振气焰嚣张，边剁肉、边咬牙切齿骂社会主义。”等等。
　　就这样，厄运缠身的父亲旧伤没好又添新伤痕，在家里没呆上几天，又被造反派强行押进“牛棚”。
　　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从未向敌人低过头；今天，在遭受造反派殴打的时候，他仍旧心地善良地认为，人民内部的冲突是可以谅解、承受的，要耐心等待他们觉悟……
　　我永远无法忘记父亲被押走的那天，他消瘦的身躯转身离去的背影，他那熟悉的脚步声敲打楼梯时令人心悸的痛楚……
　　我无力挽回父亲被押走。这一别，真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悲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五
　　在那动乱不安、惊心动魄的年代，１３岁的我带着９岁的小明和６岁的小雄两个弟弟离开父母、哥哥、姐姐，独自在一起生活了３年多。我们无依无靠，就像是没有父母的流浪儿，走到哪里都是别人咒骂的对象。大街上，马路边，宿舍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写着我们是“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狗崽子”。我不能去上学，弟弟不敢出门。我们姐弟３人困在阅马场省戏曲学校的宿舍里，家里被抄得一贫如洗，还逃脱不了文艺界的每一次批斗??王任重、张体学、黄振、夏菊花的“革命群众”的批斗会，从武汉体育馆到新华路体育馆，从红楼的红旗剧场、六渡桥到华工、华农、华师等大学……每次的批斗会，造反派都会让我们的母亲陪斗，同时还用车子把我们３个小孩拉到批斗会现场，站在台下，身后站着造反派。批斗会上，黄振的子女谁不跟着喊“打倒王任重！张体学！打倒叛徒、特务、走资派黄振！”的口号，谁就要挨打。批斗时，台上的人掐父亲的胳膊，扯父亲的头发，扇父亲的耳光。看着被绑着双手插着木牌低着头的父亲，看着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跪在地上的父亲，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父亲，看着被整得心力交瘁面无血色的母亲，我心如刀绞。我们忍气吞声，流着泪不得不违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跟着喊着口号。有一次，６岁的小弟未来得及举起小手，就被勃然大怒的造反派狠狠踢了一脚，我可怜的小弟摔倒在地还不敢哭出声来。
　　那时，我们的家被造反派打、砸、抢过无数次，我们日日夜夜都担心害怕，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们、诬陷我们。我们被成群的孩子围攻漫骂过，我们被迫给别人当马骑过，我们的身上被别人撒过尿，我们的脸被别人吐过唾沫，我们捡吃过别人扔掉的西瓜皮，我们好羡慕、好羡慕有个幸福安稳的家啊！
　　最害怕的是黑夜降临，我们姐弟３人睡在父母的大床上，紧紧地抱在一起，屡次的“抄家”常常使我们从恶梦中惊醒。我们不敢睡安稳觉，警惕着随时都会发生着什么。我们不敢出门，警戒着随时会有人来骚扰。我们渴望自由，想念亲人，怀念有父亲、母亲呵护的日子。
　　有一次，我给父亲送饭回家，因为太累，便倒床睡着了。天黑的时候，等我醒来，发现小弟弟不见了，吓得我楼上楼下地寻找，房前屋后地到处叫着小弟的名字。我害怕，害怕弟弟被坏人拐走了；我恐惧，恐惧弟弟失踪了。我边哭边喊，边跑边找。后来才听人说：“在武昌三医院看见过你的小弟。”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晚上９点多钟了，可怜的小弟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子上蜷曲着身子睡着了。一位护士阿姨问我：“这小孩是你家里的吗？”我说：“他是我弟弟。”“你弟弟在这里睡了一天了。”我抱着年幼发烧喘气的弟弟，心疼地哭个不停。６岁的小弟竟一个人跑到医院去看病、打针。我后悔，我愧疚。后悔自己太贪睡，愧疚自己对不起弟弟、我不是一个好姐姐。
　　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我偶尔还恍恍惚惚地有种幻觉，看到我儿子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两个弟弟小时那纤细瘦弱的身影。那时候，大弟那股倔犟好胜的脾气，真让我折服；小弟那听话驯服的天真，实在逗人喜爱。
　　那段难忘的童年，那段没有父母、姐弟相依为命的日子，在我的心里永远无法抹去。
　　六
　　１９６８年末，军代表专案组派人通知我们，准许家属每个月两次到“牛棚”里和父亲见面了。
　　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捎话要家里给他送饭。在牛棚里，父亲日复一日地写交代材料（《新四军第五师楚剧队化装突围的情况》就是那时完成的）。他天天盼望着女儿给他送饭。那时我要上学，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到了星期天，我就早早起床，买好了菜，做好一天的饭，留下一点给弟弟，就提着篮子送饭去。那时外面很乱，车少人多，从阅马场乘１５路公共汽车到街道口，下车后走２０分钟，再爬座小山墩，才到鸽子笼式的“牛棚”。每次送饭路上都需要１个多小时。每次送去的饭菜，我都要亲眼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吃完咽下。每次父亲一边吃，一边吩咐我下一次要送些什么东西。父亲爱吃红烧肉、刁子鱼、咸鸭蛋。一次送饭到“鸽子笼”的楼下时，值班看守厉色训斥：“送的什么？”我大声说：“还不是老样子，豆腐腌菜萝卜。”然后让他们检查我送饭的篮子。其实，我每次都是把父亲最爱吃的、最想吃的东西放在饭盒的底层。
　　有一次送饭，我印象极深。连绵不断的阴雨，屋檐滴着水珠。下了车，走在上山的路上，一阵冷风吹过，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到了“牛棚”的门口，不见父亲出来，门口没有站岗的，也没有见到专案组的人，我很纳闷又觉奇怪，跑上“鸽子笼”二楼，看到父亲脸色苍白，神情安静地躺在窗户下面不动弹了，我极度地恐慌，害怕极了，以为父亲死了，丢下送菜篮子跑到父亲的跟前，摇着他的身体，大声地喊着：“爸爸，您怎么了！爸爸，您醒醒啊！”我想把父亲搬到床上去。搬不动。我使最大的劲掐着他的人中穴，仍不停地呼唤着：“爸爸，您醒醒。您醒醒啊！”父亲闭着眼睛，用手指着床的方向，断断续续地说：“枕头，枕头……”我点了点头，领会了他的意思，跑过去从床的枕头下，找出了用黄纸包着的几片药，马上取出一片放进了父亲的嘴里，他没有要水喝，就把药片吞下。“鸽子笼”里也根本没有水喝。
　　我焦急地等待着，脑子里空空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又掐着父亲的人中穴，急迫地望着父亲。几分钟后父亲苏醒了，他看着我，嘴边掠过一丝微笑。他无力地摸着我的手背说：“燕子，你们差一点就没有爸爸了。”我松了一口气，都什么时候了，父亲还在开玩笑，我喉咙一阵哽咽，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我抱着父亲嚎啕大哭，心里好难受，好难受。我们可不能没有父亲啊！要是真的失去了父亲，我们姐弟３人该怎么办呀！我们可真的成了没有父爱、无人要的孩子了呀！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父亲当时犯的是心绞痛未缓解导致心肌梗塞发作，这种心脏病是不能摇动的，更不能搬动。那一次，如果不是自己搬不动，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不是被我碰见，说不定父亲死在牛棚里都无人知道。
　　父亲啊！父亲！如果没有了您，我们真正成了无人要的孩子。我们与父亲不能分离，我们不能没有爱我们的父亲，不能没有疼我们的父亲。从那个时候起，我心里就萌发了长大要学医、要当医生，要为父亲和天下的好人治病的念头。
　　记得有一次，父亲的几个老战友来看他，父亲对他的战友说：“我的燕子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 我和她妈妈住‘牛棚’那阵子，多亏了她每个星期给我送饭，告诉一些外面的事情。好几次我都有轻生的念头，可是想到她小小的年纪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多么不容易啊！我怎么忍心扔下他们呢？拼着命，咬着牙我也要活下去。”我当时还小，只知道流泪。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涌起一阵暖流。在那云谲波诡、世事不胜其变的年头，谁都得忍，何况我的父亲呢？父亲为了我们忍辱负重，坚持下来了，顽强地活下来了，直到“文革”后获得解放。
　　今生今世，用尽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父亲的爱。虽阴阳相隔，思念父亲、依恋父亲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情结！仿佛父亲在世界的另一端远远地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他的目光依然那么和蔼、慈祥。
　　七
　　１９６９年６月，因为父亲的“问题”，我和两个弟弟从武汉随母亲下放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第三建设兵团，成了半农半读的农民，只留下身患疾病孤身一人的父亲在武汉接受审查。我们在农场里一边学习，一边种田。正是在这人生的低谷，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父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料和体贴，常常想起“文革”时期父亲那双眉紧锁，两手颤抖、血迹斑斑的身影。父亲虽不在我们的身边，但父亲的音容笑貌现在仍常常浮现在眼前，父亲在受着监控的“牛棚”里，还给我讲故事，讲笑话，他的声音、他的那些笑话段子仿佛还回响在耳畔。我常常怀念那时我依偎在父亲的身旁、我给父亲剪手指甲、父亲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他那过去故事的情景。
　　是父亲的人格魅力支撑着我们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们盼望着早日团聚的那一天。
　　１９７１年，我们终于回到武汉了。那是炎热夏季的一个黄昏，送我们进城的车子开进了武昌阅马场。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闪现在我的眼前：马路边，白杨树下，夕阳斜洒在一个花白平头的老人身上。他穿着一件洗旧的棕色衬衣，一条宽大肥垮的绿军裤，一双解放鞋，默默地数着马路前方来往的车辆（后来我听守门的老头说，父亲每天都这样）。
　　我尖叫着：“快看！那不是爸爸吗？”
　　大弟说：“爸爸在哪里？”
　　小弟说：“是爸爸！爸爸在树下面站着呢。”
　　妈妈高兴地说：“孩子们！快到爸爸那里去。”
　　是，那是我们的父亲，那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父亲啊！
　　我们的车子还没停稳，就看到父亲正向我们的车子走来。我们急着跳下车，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高兴地大声地喊道：“爸爸！爸爸！爸爸！”父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３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向他冲了上去。他迟疑了一下，很快用颤抖的身子紧紧拥抱着他的儿女们，然后又摸了摸我们每个人的头。顿时，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他那微微颤抖的手，使我感到了多年未能感受到的父爱。激动中，我看见父亲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他不时用右手擦着眼睛。母亲哭了，我们哭了，开车送我们回来的师傅也忍不住哭了。
　　父亲朝朝暮暮地盼着我们回来，日思夜想他的妻子、儿女，这一天终于等到了！我们终于又团聚了！看着父亲，我感觉他老了，比我想象中老多了，不由惊诧地自语：“爸爸，您老了。”父亲的脸抽搐了一下，但是那天，他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妈妈也和我们孩子一样，都兴奋得手舞足蹈。
　　一个月后，从文化厅里的一位领导那里知道了我们能回武汉的内情：一次，被“解放”后的张体学省长到红旗剧场开会。会后，他问起身边省文化厅的同志：“黄振呢？怎么没有见到黄英雄啊？”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黄振还没有解放”。省长问：“怎么还没有解放？”“他现在很可怜，老婆和儿女还在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孤老头子一身病也没有人照顾。”张省长态度坚决地对身边的秘书说：“一位革命的老同志，竟落到了如此地步。要马上解决黄振的问题，解决他的家属问题。”……就这样，我们的家才得以团聚。再后来，父亲和母亲的单位为他们落实了政策，父亲的级别待遇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恩人张体学叔叔。
　　直至１９７６年金色的１０月，噩梦般的十年浩劫划上了休止符。斗转星移，我们一家才终于“大团圆”，开始过上了正常人的家庭生活。１０年离合，百感交集的泪水，化成了昨日烟云……
　　八
　　我们家团聚后，没过上几年好日子，父亲因积劳成疾又病倒了。他又用极大的毅力与病魔抗争。１９８１年在我的儿子出世的那一年，父亲因患高血压，突然脑血栓中风，抢救及时，未留下后遗症。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父亲因多种疾病缠身，住进了湖北省东湖梨园医院。在医院里，他和母亲形影不离。在母亲的陪伴下，父亲在医院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４年历程。
　　住院期间，父亲热爱生活、开朗乐观，他和母亲走到那哪里，就把欢笑带到哪里。医护人员称她们是遵守院规的模范老伴，病友们喜欢与她们聊天，喜欢与她们散步，称她们是一对“乐天派”。
　　那时，我在武钢职工医院工作，轮到下夜班大休时，一家３口就去梨园医院探望父亲。我丈夫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我坐后面，年幼的儿子坐前面，每次两个多小时的往返路程，捎去父亲喜爱的各种午餐肉、炸鱼和家乡“木兰山”茶叶。父亲品着浓浓的香茶，望着活泼可爱的小外孙、格外高兴！看得出，父亲忘不了的还是那份深深的家乡情。
　　他经常对母亲说：“李惠筠，我不想走啊，我没有活够啊！我的病得坏了，我还没有享受天伦之乐呀！”的确，在我记忆里，父亲没有和他的儿女和孙子们一起逛过公园，没有一起游览过祖国的大好河山，辛苦了大半辈子没有享受到儿孙们的福。他曾对我说过：“燕子，等我老得走不动了的时候，要轮流在儿女家住上一阵子，享受享受儿孙满堂的乐处。”就在临走的那一刻，父亲还气喘嘘嘘无力地对母亲说：“说心里话，我不想走！”可见父亲求生的愿望多么强烈！面对无情的病魔又那么无奈！……追忆父亲充满磨难的一生，我们又怎能抚慰他那饱经沧桑的心呢？又怎能理解父亲的艰辛与苦涩呢？
　　病重期间，父亲因中风，右眼模糊，视力明显下降，已经看不清了，一侧肢体偏瘫，腿脚也不灵活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父亲仍在病中坚持创作，修改剧本，并艰难地撰写完成了革命回忆录《活跃在鄂豫边区的楚剧队》。
　　病危期间，医院在给父亲下达最后一份《病危通知单》时，为抢救父亲的生命，医生准备为父亲做“肾脏血液透析”治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父亲坚决拒绝了医生的治疗方案。他说：“我不做肾透析，费用太高。”母亲问他：“你这是为什么呀？”他说：“我已是油干灯熄、抢救无用的人了，戏校那么困难，业务经费很有限，我不能再增加单位的负担了。”弥留之际的父亲，为了党的文艺教育事业，在生命决择的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忧的是单位的经费，牵挂的是学校，惦记的是他的学生们。
　　父亲严于律己，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高尚品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九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噩耗传来，似晴天霹雳，顷刻间巨大的打击使我悲痛欲绝。我敬爱的父亲黄振在梨园医院安详地辞别人世！时年６７岁。一位新四军五师的老战士，一位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老革命，就这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战友，离开了他的学生，离开了爱他的妻子和儿女们。
　　父亲的追悼会上，我看到鲜红的党旗下平卧着安祥的父亲，差点哭昏死过去。后悔在父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对父亲诉说……
　　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们全家哀悼他，亲友们哀悼他，老家的乡亲们哀悼他，老师和学生们哀悼他，为他艰难曲折、饱经沧桑的一生而哭泣、悲伤。
　　父亲的追悼会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省市领导、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发来了唁电函。我们全家衷心地感谢能来参加父亲追悼会的老同志、老战友（我能记起的有：许道琦、许子威、王海山、王重农、肖健章、夏风、黄真、黄国诚、段新阶、高启才、李炳照、唐清波等）和省市文艺界及省戏校的广大教职员工和爱戴他的老师和学生们，感谢他们给了我父亲博大无私的厚爱！
　　悼词里写有这样一段：“黄振同志为人正直坦率，光明正大，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工作上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特别是在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及在‘文革’浩劫中，立场坚定，意志顽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磊落的气节。”
　　父亲留给我们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父亲一身正气，不谋私利。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父亲一贯从严要求，他认识不少高层领导，但从来不为孩子们的私事去找谁、求谁。小弟在部队时想要父亲找武空肖健章副司令员换个好的兵种?都遭到了父亲的指责和批评。他常常对我们说：“自己的路，自己走。”
　　父亲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在“文革”中，父亲曾多次对母亲说：“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实事求是，绝对不要瞎说，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为了人生的伟大目标，父亲不论在怎样的艰难困境和屈辱面前，绝不低头；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父亲赤胆忠心，没有屈服于暴力和压力，没有无原则地低头妥协，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一个老革命家的坚贞。
　　父亲正直坦率，胸怀坦荡。在“文革”后，父亲尽管在“文革”风雨中遭受迫害，但他虚怀若谷，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看待人生，甚至可以原谅曾经多次伤害过自己的人。一个曾经迫害过他的“造反派”头目出狱后找到我家，父亲还亲自帮助他安排工作。当时，父亲有病躺在靠椅上。我认识此人，气愤地将他拒之门外。父亲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不仅让他进门，还要我倒水他喝。那人走后，父亲认真地对我说：“得理饶人，谁人无过？总要给人一口饭吃吧！”父亲的宽宏大量，当时使我无法理解，但让我折服……
　　父亲走了！巨大的伤痛煎熬着我，前所未有的失落袭击着我。父亲１０余年的戎马生涯，经过无数次艰难险阻，都与死亡擦身而过，最终还是无情的病魔压垮了他。
　　脆弱的生命和世间万物转瞬即逝，终将消亡，惟有大无畏者的灵魂和精神永存。
　　时光飞逝，在今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的日子，在我５２周岁的生日之际，为了纪念我慈爱的父亲，为了寄托我对父亲的深深怀念，为了报达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我怀着对父亲绵绵无尽的思念，无比崇敬的心情，写下了对父亲往事的片断回忆。它虽不是完整的回忆录，但记录了我印象最深、情感最浓的一段父女之情。此情悠悠，直到永远！
　　人生的路，正象海上的航程。成长的历程，就像在大海里航行，靠的是舵手，靠的是灯塔。父亲就是我航行中的灯塔，他光芒虽微弱，却已深深映入我的脑海。他的精神，是我们后一代人在独立自主、建设家园、创建和谐社会航程中永远闪耀的灯塔！
　　敬爱的父亲：我们不会忘记，每年的清明节，您的妻子和儿女孙辈们都会去看您，都会给您送上一束您最喜爱的、盛开的黄菊花！
　　父亲，安息吧！您投身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您刚正不阿的人品熏陶着后代；您钟情的戏曲苗圃已春色满园！
　　父亲，您英灵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