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乐风
一边是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再降0.2个百分点至3.3%低位，一边是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6.3%，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引发各界关注。其中不仅这“一降一升”对比强烈，中国更成为了2019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被上调预期的国家或地区。如论者言，世界经济正处在“微妙时刻”，下半年的“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多。相比欧元区的黯淡、新兴经济体的乏力，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有目共睹，也令人称羡不已。那么，中国经济基业长青、经冬不凋，屡创“风景独好”佳绩的奥秘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反思与总结的时代命题。
回答命题之前，不妨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要素着手剖析。是人口的红利吗？另一人口大国印度今年增长预期被下调0.2个百分点。是地缘的便利吗？全球化时代的交通成本已大幅摊薄，互联网更让空间不再是掣肘。是后发者的赶超力吗？诸多“四小龙”“四小虎”不过昙花一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较优势吗？应当讲，这在起飞初期确让我们在世界分工中占到一席，但时至今日产业升级更倚重资本与技术的合理配置，仅用低成本很难解释结构性的优化。倘若这些惯常的理论都立不住、或只能说明中国经济某一方面的成就，那么就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同时拉长观察周期波动的历史焦距。
毋庸置疑，类似“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而克服经济危机、熨平商业周期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任务。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共进行过8-9轮的宏观调控，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80年代抑制过热的治理整顿、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海啸的保增长及应对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正是这数轮调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中国经济从转型初年至今，始终能较为从容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能较为高效地完成内生动力培育，一次次成功避开航道上的礁石和险滩。
具体来讲，我们的宏观调控有什么特殊性，能引导好企业的预期性行为、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呢？从实践中归纳来看，一是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腾、不翻烧饼，大政方针贯彻落实能“一竿子插到底”，这是西方多党竞选制不可比拟的优势；二是计划经济虽然转轨终结，但经济计划仍然与时俱进，比如五年规划、年度计划的科学制定、严肃执行，都起到了有章可循、稳定军心的“桅杆”作用，相比市场自发的、盲目的出清调节，国家规划的宏观指导更有定力、更加进退有据；三是调控手段日渐成熟、目标日趋定型，针对性强，不囿于本本，见招拆招，财税、货币、产业各政策协同配合，杜绝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同时严肃问责、令行禁止；四是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将其落实、落细、落小，力促国企、民企、外企共生共赢，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各类企业取长补短；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发力，将专项改革作为调控政策的有力推手，比如对“融资难、融资贵”的疏通，既是金融业自身健康发展的改革需要，又是精准输血的定向调控，此外区间、相机调控等也是对调控自身的创新完善。宏观调控的这些机制化建设，为防止大起大落的逆周期操作奠定基础。
有松柏之茂，方经冬不凋。概而言之，正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叠加，有力地塑造并释放了中国经济巨大的政治优势，辅之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及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为广大微观企业创设出难得成长条件，虽遇寒冬不为惧，偶逢酷暑亦淡定，由此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等基本特征，构筑起长期向好的战略基本面。当然，唱响自信不等于无视问题与风险，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对问题风险的准确判断、居安思危，才有政策的未雨绸缪、从容不迫，基于此衍生出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意识，更是中国经济化危为机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