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之声中文部面临清洗看西方媒体的三重审查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很受全球媒体的关注，那就是俄格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抛开这件事的对错不说，有一点很值得舆论的关注。那就是在战争开始，西方媒体大幅连篇地抗议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打响了第一枪。而事实上，最先动武的却是格鲁吉亚，在事实被披露后，西方媒体这才假惺惺地欲说还休。这也就说明，在世界上号称最公正，最客观，最自由的媒体都是按照一种价值观来行事的，最根本的还是维护西方及自身的利益。西方媒体的这种虚伪性，在北京奥运时，在西藏骚乱时表露无遗。
　　德国之声的中文部雇员张丹红的遭遇只是又一个例子。据环球时报9月26日报道，该媒体中文部原副主任、华人记者张丹红因为客观报道中国的成就被“封口”并被免去中文部副主任一职后，最近被保留编辑职务，恢复播音。但却被“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上书德国联邦议会，要求有三：一是要对德国之声的中文部的中国记者进行清洗，包括雇员是否有中共党员，是否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二是为德国之声专门设立“独立观察员”，对节目进行审查；三是彻底重组德国之声中文部。
　　从有关情况看，德国之声一向认可张丹红的业务能力。但显然也是在其他势力的挟迫下不断地屈服，先是暂停张丹红的播音，然后虽说恢复了张丹红的播音，却也免去其中文部副主任一职。而在恢复张丹红的播音后，又引起了所谓的“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弹，他们试图让中国正面的声音从德国之声消失。很显然，这些组织和人士，能达到让张丹红被封口的能力，根本不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在作祟，而是德国政界、媒体界以及整个社会舆论下的结果。从中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在三个层面的自我审查。
　　其一，西方媒体在报道倾向上时进行价值审查，如俄格战争中西方的舆论战，那是一种自觉行为。首先是抹黑对方，将责任一股脑推到对方的头上去。比方说，即使是受委屈的德国之声，也被德国公众认为“使命是维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赖以存在的价值秩序”，此次德国之声因张丹红的报道引起如此风波，不能不说是这种内在价值观使然。而这种所谓的价值秩序，也就是以西方价值观为主的、西方中心和主导世界体系下的自我意识肯定，如果挑战这种自我意识的优越感，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无论事件属实与否。举个例子：法国某政界人士在中国四川地震后捐赠帐篷，西方媒体全部失语。
　　其二，就像德国之声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媒体在播出自己节目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会不会引起“一些人”的不高兴，会不会引起他们紧张，从而让自己利益受损或陷入旋涡之中成为靶子。媒体表面上是无冕之王，实际上却不得不屈服于一些组织，一些财团和政府。这是因为，媒体作为一个公共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是市场主体，它首先必须要养活自己，不是什么都能报道的。当西方社会需要中国的负面报道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来满足这种需求，从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得到收益。比方说，西方社会认为“中国不好”这样的主流舆论之下，谁会像张丹红这样说出“中国很好”的报道来？此外，媒体还要受到各种社会团体，如各种环保组织、各类记者组织，各种社会势力机构的制约，从使自己不陷于舆论风暴之中。从而像德国之声这样，不但地进行屈服，满足各种无理要求和需求。
　　其三，记者在选题报道时，自我进行审查。如张丹红事件中，她本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饭碗和工作问题，进行自我价值判断。正如德国一些网民所叫嚣的：“既然不能让她闭嘴，那就（想办法）闭上她的钱包。”一些自认为很客观，很理性，很公正的记者，在大环境下，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屈从于媒体需求，屈从于整个西方的价值判断，以免“中国正面的声音”出现在自己的报道中。否则，这个圈子就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要么离开，要么满足现实需求，道理很简单。
　　这样，在三重审查之下，西方媒体所标榜的公正、客观、理性，早已没有存在的土壤和环境，而媒体只能迎合西方价值取向，只要对中国进行抹黑就会获得满堂喝彩，只要是对中国进行歪曲就会获得社会的赞赏，整个西方民众，沉浸在一种对中国的优越感之中，指手划脚，甚至如CNN的主持人卡弗蒂一样漫骂。也只有在这种情景之下，西方媒体才会被标榜成自由和民主的代表，否则就是非主流。如此想想，张丹红被封口到免去副主任职务这样事例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
　　稿源：荆楚网
　　作者：吴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