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确政绩观到正确绩效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总书记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同志的嘱咐和要求，与普通党员和群众关系不大。实则不然，政绩意为施政成绩，也就是为政绩效，其本质是公务员行业的绩效。一方面，普通党员和群众对政绩负有监督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也都离不开绩效考核，如何树立正确绩效观，关乎到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政绩和绩效本质是一种结果和成绩，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字则强调如何看待、解读和使用，其关键在于人们的认识。因此，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绩效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端正认识。

一是真实性。作为一种产出，政绩和绩效首先应该是真实的。虽然努力后未必一定有产出和收获，但作为绩效而言，它必须是经过努力奋斗，实实在在得到的产出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领域为应付检查而临时敷衍的东西自然就不是政绩，同样，其他行业通过虚假和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成绩也不能算作绩效。强调政绩和绩效的真实性意义重大。因为虚假政绩和绩效危害不浅。比如，古代地方官员为应付检查，在账目上做手脚，虚报瞒报，势必导致朝廷对地方经济发展误判，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再如，古代蹴鞠领域踢假“球”不仅欺骗观众，更发展出形式恶劣的“球贿”，影响了正常晋升秩序。

二是相关性。具体岗位都有具体职责和要求，因此，绩效应与业务和岗位具有相关性。政绩自然就应与施政和为人民服务相关，其他领域的绩效一般应当是从事相应业务或履行岗位职责产出的结果，而不应当是与业务和岗位不相关的其他内容。虽然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岗位则是单位或组织依据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人为设置，但既然选择某个岗位，就应该在其位，谋其政，即所谓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因此，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绩效观，把握好相关性这个尺度是十分必要的。比如，为什么社会上存在“教授像商人，商人像教授；学者像官员，官员像学者”的批判？就是因为绩效考评中没有把握好相关性这个标准和要求，或是缺乏制度约束，由于有利可图，才会出现这种跑偏现象。从开明、开放和包容的角度而言，在岗位本职工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从事无关业务所获得的产出也值得肯定，可以算作相关领域的贡献，但不宜视作原岗位的绩效。

三是价值性。政绩和绩效作为一种结果和产出，必须具备其应有的价值。在行政领域，一直以来存在一些不具备任何价值的产出，压根儿就不能算作政绩。比如，古代经济落后地区实施的所谓“面子工程”、个别地方仅以文件或会议贯彻落实政策和精神的文山会海，以及主要为推卸责任，过度强调痕迹管理产生的大量表格和材料等。不具价值的产出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比如，科研领域通过完全重复别人的研究产生的文章或报告，对学术发展缺乏贡献。当然，价值性的判断还有个立场问题。一般是站在工作岗位所服务的对象角度评判。因此，行政领域的产出是否能算政绩关键要看其对老百姓和纳税人有没有价值。而科研领域的产出是否有价值要看其能否教给读者知识，并有所启发，对同行研究是否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四是普惠性。政绩和绩效还应具备普惠性。所谓普惠性，是指政绩和绩效不能只对少数人有价值，而应该使得更广泛的人或群体从其中受益。而这也应该成为评判政绩和绩效水平的重要标准。现实中，有的政绩和绩效乍一看还不错，但细究起来却发现只对少数人有利。比如，为少数企业量身定制的招商项目、“自嗨式”会议、论坛和评奖等。相反，有的政绩和绩效的价值有目共睹。就政绩而言，如提升教育医疗质量、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改善以及完善养老保障等；就其他领域绩效而言，如某项科研成果可以为同行相关研究带来启示和参考，甚至转化以后可以有力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使得更多主体从中受益。显然，如果一项政绩和绩效能使更多人或群体得到实惠，那么它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五是兼容性。政绩和绩效作为一种成绩，它应该具备一定的兼容性，尤其是不能对其他有益的事物产生排斥。现实中，部分政绩看似隐藏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其实具备良好的兼容性。比如，成功守住防止返贫底线，表面上看短期内加大了资金、人力等资源投入，似乎不利于乡村振兴长远目标实现，但由于防止返贫中特别强调对相关主体自身“造血”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培育，其实很好地兼容了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相反，现实中部分绩效看上去激动人心，却缺乏应有的兼容性而不得不被摒弃。比如，“双减”政策出台以前，某些地区对中小学教师和学校的绩效考核过度看重学生成绩和名校录取率等指标，不仅不兼容学生身心健康，反而对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对政绩和绩效的评价和使用应该仔细考究其兼容性。

六是延展性。一项政绩或绩效的水平和影响力如何，还应看它是否具备足够的延展性，即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在行政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3年浙江开始实施的“千万工程”，其设想和规划是在浙江全省选择约1万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将其中的1000个左右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事实证明，这项工程不仅不是形象工程，而且具备足够的延展性——其成功经验后来被推广至全国各地。与之相对，在行政之外的领域，存在部分绩效因过度吹捧或包装曾经热门一时，但后续很快失去价值和生命力的现象。比如，商业领域发展壮大经销网络，短时间内发展了数量可观的经销商，似乎迅速打开了局面，但后续发现诸多经销商资质不合格，甚至是“空壳公司”或是“皮包公司”。因此，我们看待和评价某项政绩和绩效时，不仅要看当时、其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内容，还应深究其是否存在转嫁矛盾和成本、破坏系统和生态以及透支未来和阻碍后来者发展等问题。简言之，要注重考察它是否具备优良的延展性。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573065、72173053）。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李万君（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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