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理工大学召开有关媒体报道周祖德校长论文涉嫌抄袭一事的会议。学校认为,周祖德教授作为博士生谢鸣的导师,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周祖德在会上诚恳表态说,这件事情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感到十分痛心,也感到非常歉疚,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全体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 (8月9日《新京报》A14)
我相信,武汉理工大学承认校长对学生“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不是出于敷衍师生和舆论的外交辞令,而是深刻的自我检讨和反思。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流程也可看出,疏于对其所带博士生谢鸣的教育管理正是导致此次“抄袭门”的直接原因。
武汉理工大学和周祖德校长从“一个学者,一个导师”的角度展开反思不乏真诚和担当,但这仅仅是一个面向而已,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周校长的身份比一个单纯的学者和导师更为复杂。对学生疏于教育管理,其实暗示的是校长和导师之间激烈的角色冲突,也是行政与学术的紧张。
周祖德既是一个校长,又是一个导师;既是一个管理者,又是一个学者;他既要为一所大学制定发展规划,也要为科研贡献为学生传道。周祖德在双重身份之间游移,分身乏术,不疏于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才怪。可以做一个小调查,那些在任的校长、院长能给自己的研究生多少科研上的指导?
在高校内,像周校长一样的脚踏行政与学术两只船,既做校长、院长,又做科研带研究生的情况所在多有。本来做校长、院长就事务繁忙,要掌一校一院发展之舵,责任重大,在已然重任在肩的情况下,又带研究生去做“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科研。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鱼与熊掌兼得必然困难,要么做好了校长做坏了学者,要么做好了学者做坏了校长。
这其实是管理者与学者身份角色的混乱,说白了就是高校的分工体制搞不清楚行政之至道与学术之至道的差异。早在上世纪30年代,蒋梦麟长北京大学,他一上台,就改进了“教授治校”的传统,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并在当时的北大贯彻执行。这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方案可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校管理理念接轨,可惜已经不传承于今天。
“教授治学”,就是教授专心于学术大端探究真理,不跻身于行政管理;“校长治校”,就是校长司职于延聘人才筹集资金,不问及于学术研究。学而优则为教授,仕而忧则为校长。一旦行政和学术纠缠不清,麻烦就会接踵而至,最终伤害的是学术的尊严和独立。
现状正有改变的苗头,近期吉林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相继传出行政与学术分离的消息。虽然具体的制度设计未必完美,实施效果尚待观察,但这种改变的尝试应当鼓励,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永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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