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对小汽车实行限牌后,杭州也开始行动了。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零时起开始限牌,市民措手不及。
此前,杭州市治堵办对于限牌曾多次辟谣,表示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之前也还有限行升级等治堵措施,并认为这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
政府部门对限牌作出辟谣是重大信息发布,代表政府公信。如今,限牌令出其不意地颁布,有损此前辟谣的公信,影响人们对政府的评价。
在北、上、广、津,限牌令曾引起质疑和喧嚣,现在,喧嚣已经过去,管理的意图可能是达到了。这是否为杭州提供了参考,又是否将为其他城市所仿效?会不会变成一种公共政策的发布习惯?应当引起重视。
出其不意地发布新政策,可以减少公众的强烈反应,引起的市场震荡和麻烦可能更少,效率更高。政策发布方应该也考虑过其他办法,有过权衡。但即便如此,这种做法跟政策发布、信息公开、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要求依然相悖。
改革开放36年,从经验决策、个人决策向民主化、科学化转变,这是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承认利益要求是推动决策议程的重要因素,正视利益表达是民众参与决策的重要途径。怎么体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一个重要方面是,过程就算再繁琐,再艰难,基本的东西不能省略或者大打折扣。
哪些是基本的东西呢?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这些必经程序就是基本的东西。
“限牌”跟一座城市的市民高度相关,影响的人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限牌当然是重大决策。但以上的这些程序必经了吗?如果有,又经了几个?人们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
进一步说,突袭比不突袭好在哪?只给几个小时缓冲期和给几天、几个月的缓冲期,它们的影响差别在哪里?如果突袭是次优选择,比这更次优的选择有哪些?依何根据排定它们的次序?详细的说明还未呈现。
“限牌”是政府公信问题,也是民主政治问题和法治问题。出其不意,意味着公众参与的缺失,辩论协商的缺乏,政策出台和施行跳过了中间过程,直接无缝对接了。就算管理意图能够实现,代价却是一些重要价值的丢失。
这还只是限牌,如果是更重大、更敏感、更特殊的问题呢?不妨设想,一部法律的出台这样实施会是什么情况?国家有多少公共政策,一个地方又有多少公共政策,都这样照葫芦画瓢,又会是什么情况?在决策中,特殊、敏感的问题又有多少,都这样来发布政策,是否是民主法治水平的应有体现?
可以预见,交通会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变成突出问题。“限牌”是为交通困局求解,这是一种作为。但遵循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方向,呵护民众权利,推进民主法治进步,都需要稳定的日常体现。出其不意搞突袭,虽有权衡和无奈,但不能变成心照不宣的政策发布习惯。
稿源:湖北日报
作者:肖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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