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1月1日启动。在新的增选规则中,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取消归口部门推荐、年龄上限下调等规定受到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要求,其目的就是“突出院士增选的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扰”。
无论是改革的目标,还是改革的措施,都直指院士制度当前存在的显著问题。科学本是寂寞的事业,两院院士怎么选,有怎样的成就才可以当选,严格来说都应是学术共同体内的专业化评价。但“烟草院士”、“张曙光参选”等事件成为舆论焦点则说明,越是纯粹的东西被不洁沾染,社会就越是有强烈的反感,它不仅成为个人的学术丑闻,也让整个院士遴选标准、遴选方式面临广泛质疑。
两院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机构,两院院士是最被社会公认和推崇的科学家荣誉。这样的科学家群体,如何遴选、如何退出,能不能保持清洁、纯粹、公正和公开,对整个科学界、学术界都是一个示范。这种示范,首先就是风气示范。直接一点讲,就是院士遴选除了专业评价,不能有行政意志,不能有“人情世故”,不能有利益公关,更不能你好我好、相互结盟、“劣币驱逐良币”。连两院院士遴选都不是一块净土,在更宽广的学术界,评价标准异化、科研成果注水、学术道德不端的问题如何能有彻底的扭转?
放置到国家层面来看,院士制度本身的目标,不是授予个称号,颁发个荣誉,而是从基础上去引领和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改革院士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直接指出了院士制度乃至整个科学界、学术界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就是科技型人才不足、世界级大师缺乏、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样基础性的问题。“广大院士不仅要做科技创新的开拓者,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这样的定位很清晰:院士这种学术头衔,是一个人才认定机制,更应当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怎么开拓,怎么领路?就靠站到科技高端,树立学术标杆。一旦被功利化左右,被“官本位”侵蚀,与利益挂钩,科技创新竞争自然深陷被动,提携后学更是领了歪路,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挫伤,危害可谓深重。
社会所给予的高度关注表明,当前的院士遴选,已经不可能回避民众视线,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评价。改革从来都是一个契机,直面学术难关、坚守学术精神、秉持学术操守、净化学术风气,一个国家顶尖的科学家群体,应当有这样的能力,也应当有这样的自觉。社会对两院院士的期望,正在于此。院士制度是一个窗口,能不能革除痼疾,秉持专业精神,无论是专业之内,还是专业之外,都在从中观察这个国家学术制度的纯粹,并由此获得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信心。
稿源:湖北日报
作者: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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