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双建：土地流转在农村改革中的误读

　　17届三中全会，各界高度关注，在这之前，一些专家试图捕捉各类信息，将此次三中全会的重点使民众关注到“土地流转”这四个字上，似乎土地一流转，三农问题迎刃而解，如此乐观的态度让人心生寒意。不过，从目前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来看，农村“稳定”依然是大局，“完善”各项制度保障农民利益是今后着力的方向，这才让人放下心来。
　　综观这些学术界的声音，无非是农户土地实现更长期限的承包，权益更容易得到保障；或者是通过土地流转，农民能得到更多的收益。但这里面，却忽略了中国的最大国情。这个国情就是，中央在力保18亿亩的土地红线，限制对土地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侵蚀。众所周知，粮食安全有如空气和阳光，是国民的最低保障，离开这一点谈改革，至少是纸上谈兵。
　　土地流转过程中，通过建居民小区，减少村庄用地减缓耕地的流失过程，以及通过使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可以实现土地规模的扩大和集约使用，节约出一部分土地给城市使用。而通过试验土地流转的一些地方的实际做法来看，首先还是要解决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缺地问题，而不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也就是说，土地流转，并非关系到农村改革的深层次层面。首先是土地的流转或使用权转让，并不能解决土地的使用属性，还是必须为国安粮食安全作保障。其二是通过种值，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收益只是给一些种田大户集中；通过流转，一部分土地进入工业或城市化领域，实现土地资源的高利用，农民收入的提高，对于全国来说这并不具备全局意义。
　　媒体和专家，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更是可笑之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土地公有制的制度不可能改变。因为，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不仅是涉及到农民，而是涉及到中国的各个法律必须推倒重来，并且更加无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更为科学的说法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但这也不是在改变土地使用用途上的转让，而是通过大户集中，对承包者给予土地使用上的补偿。这样的解释才更为合理。
　　相反，土地流转还会导致很现实的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农民无地可种，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种地，但是在洗脚进城过程中，遭遇城市准入制度的限制和高额的成本（如房价）等，他们无力解决，只有将田地承包给种田大户，并不能完全从中实现退出，随时面临着脱鞋下田的境地。这样，在转包出去之后，会发生大量的农民纠纷。其二问题是，如何保障土地在流转到工业或商业之后，他们的现实利益？因为现实中地方政府侵吞农民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另外，土地流转后赚钱还好，如果发生亏损怎么办？
　　农村改革的先锋小岗村的土地流转，反而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其一，他们没有改变土地的用途；其二，土地被流转的农民，通过在农业公司上班，得到收益。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三赢。但是，这种模式，还有待时间检验。另外，这种方式并不见得适应于其他地区，其他农村。
　　现实当中，农村体制和农民意识的多样化，以及中国地域广阔造成的农村问题异常复杂，一刀切式的改革思维，或者激进的改革措施，都有可能触及农民的核心利益，做成客观上的“好心做坏事”的结果，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导致国家粮食的安全危机，这是13亿人生命问题。因而，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降低城市门槛，让有能力和有意愿的农民进城。在土地流转的时候，可以就几十年的经营权转换成现金或房产（政府和实际种值人合力解决），解决农民承包户的住房问题，然后将户籍以及市民待遇打包解决，脱离这些新市民的土地属性。这样，还可以使中国的农民群体逐渐减少，而农村的土地又能进行集约发展，并可以规避土地流转后农民面临的风险和成本。
　　稿源：荆楚网
　　作者：吴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