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官员出国考察的情况也多了起来。1978年还在副总理任上的邓小平出访日本，特别乘坐地铁、参观汽车公司和电器公司，感受现代化的公共设施与高科技产品，此行意在继续发展外交，同时也收到了出国考察的效果，归国后遂迈开步子大搞建设。此后，高级干部出国考察成为惯例，一度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带来了不少新思维。
进入1990年代，经济大潮卷走了许多人，一些官员开始忙着下海、忙着贪腐，借出国考察之名搞腐败时有发生，出国考察渐渐成为官场上大家秘而不宣的小把戏。笔者在某垄断行业工作的时候，一名正厅级干部的秘书与领导班子出国旅游归来，对国外风景赞不绝口，问及旅游费用是自掏腰包还是公家报销，他正色道“当然是出国考察了”，言语间没有丝毫避讳。看官自可一窥时下之“出国考察”究竟有几分考察、几分腐败。
“官员出国考察”可以理直气壮地列出堂皇理由，使一些特权人士花国库银两、逞自己威风。有史以来，中国官场上攀比之风一直很激烈，在出国考察这个腐败项目上，谁花的银两多、谁去的国家多、谁泡的洋妞多，也就暗地里竞相比拼焉，此风一长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有官场中人忍不住站出来辩解说“出国考察其实是一种福利”，言下之意很简单，大概还是希望进一步扩大这“福利”吧。民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当公民拿到官员出国考察的费用清单，当然怒而拍照上网公布，由此引来人们对官员出国考察的动机与效果更进一步的声讨。
本来，出国考察是一件大好事，观察异邦优于本国的经济、制度、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国后研究之、讨论之、学习之，才能给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恶果我们已经饱尝。遥想当年，清帝竞不相信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别的国家，以致英军的炮火打过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岸，手握刀剑徒叹奈何。后来清政府摇摇欲坠，痛定思痛，还是派出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宪政体制，希望通过变革政体延长清政府的寿命。著名学者夏晓虹在最新的研究文章里，引用民国报人陶菊隐的话：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五大臣也是用这大半年饱览名迹去也，考察报告就让手下约请身为通缉犯的梁启超代笔了。
如此看来，官员出国考察无果，终成一身闲游，有时是故意为之，有时也难免缘于力有不逮。专业的事还是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今天各级别的官员竞相出国考察，竟然也都获批如愿成行，试想，随便把一个官员派出去考察，他即使不趁此机会搞腐败，也未必能考察出什么名堂回来。出国考察逐渐成为一定级别的官员福利、待遇，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还订立规章制度，什么级别一年可以出国考察几次，都有明确规定。官员出国考察沦为每年的例行公费旅游的局面，就此以书面形式确立了。
其审批之宽松，我们可以想见。原温州某区委书记杨湘洪早已预谋借赴法考察之机出逃，不正说明所谓出国考察已经是一些部门的例行公事么？这种情况下，对官员来说，诸如有没有必要出国考察、出国考察什么、考察归来要做点什么等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出国、能够游玩啊。12月3日的《成都商报》报道说，温州曾一个月制止99批“考察团”，每年变相考察费用上亿。这也许只是冰山之一角，从全国来说，还有多少变相考察畅行无阻？还有几亿公款被如此挥霍？
稿源：荆楚网
作者：黄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