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赐贵：家电下乡与“青苗法”

　　自2007年12月起，商务部和财政部在河南、山东、四川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3%的财政直补。从今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开始全国推广。遗憾的是，不少农民对此并不领情，原因无他：一部分下乡的家电价格虚高，明显高于常规售价，更高于政府部门的最高限价。耐人寻味的是，基层经销商却也抱怨被层层“盘剥”，家电到了他们手中时已经没有多少利润可言（《上海证券报》2月24日）。
　　按理说，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又是大规模采购，又是国家财政补贴的，农民购买家电的成本应该大幅度下降才对，可为何不降反升了呢？如果说这种异常现象是因为有奸商作祟，那为何还会有那么多经销商报怨即使是在高价销售的情况下仍然无利可图呢？说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关注三农问题、积极拉动内需的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先生。王先生在推行“青苗法”时便碰到了相同的困境，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失败中找到原因，那么破解“家电下乡”中的迷局就不再是个难题。
　　说起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实很简单，而且本意很好。因为在当时，农民碰上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以地里的青苗为抵押，向富人借高利贷，待到夏粮成熟的时候再偿还。碰上风调雨顺的时候还好说，要是遇上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卖地、卖房了，导致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所谓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替代富人发放抵押贷款，但是利息较后者的低很多。如此一来，农民减轻了负担，国家也增加了收入，经济、社会秩序也得以稳定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惠民政策。事实上，拥有常平仓与广惠仓的北宋政府也完全具备推广此政策的实力。
　　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情况却截然相反：“青苗法”不仅不受富人待见，也不受穷苦老百姓欢迎，甚至遭到后者的联合抵制。原来，王安石光顾着推广财政政策，却没有改革腐朽的政治制度。在腐败官员的层层盘剥下，初衷再好的惠农政策最终变成了害农政策：一是经过层层加码之后，官方借贷的利息远远高过民间高利贷，最高的可达后者的十几倍；二是手续繁琐，无论是借贷，还是还贷，都要走申请、审批的程序，各级官员借机索要贿赂。更致命的是，官方干脆以惠民为由，打压民间借贷，独霸高利润行业，而高层自以为惠民无碍，实行一票否决制，大搞硬性摊派。结果，很多穷苦人家被迫接受更严重的剥削，每况愈下甚至家破人亡。最后，就连受过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都看不下去了，画了张《流民图》进呈中央，呼吁废除“青苗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至此，王安石的惠民政策被紧急叫停。
　　很显然，要让一项政策为人民谋福利，光有良好的初衷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辅以先进的政治制度。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好的惠民政策到了基层也会变了味儿。其中，简化行政手续是关键，因为程序越少、政府参与的程度越浅，权力寻租的空间便越小。当然，政府最好还是保持中立状态，只起引导作用，而不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
　　稿源：荆楚网
　　作者：陈赐贵（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