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宝林：从李辉揭露看道德的东方

　　去国十年，耳闻目睹了美国的一些事，也读了几年“洋”书。我觉得，不知不觉地，我变了，看待问题的角度，有了很大的不同。
　　对我产生第一个震撼的，是1994年9月抵达美国的第一个夜晚，怎么也睡不着，半夜起来，在街道上闲逛。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见汽车，在STOP白线前，规规矩矩地停下，司机两侧瞭望，然后驶过。每一辆汽车都是如此，就好像十字路口，站着一个警察。
　　第二个震撼是，我到邀请我的基金会的图书室复印资料。复印机上写着：每份五分，零钱在瓶子里。
　　第三个震撼是：OJ辛普森涉嫌杀人的世纪大审。世人都知道，就是他杀人，居然被判无罪。当时我在一家中文小报工作，我们请来的白人前检察官，在作案情分析时说：“如果是法官审判，他100%定罪。可是，我们是陪审员制度。”他还说，哪怕辛普森在宣判后，走出法庭，对群众说：“就是我杀的！”法律已对他无能为力，因为，一个罪犯，不能因为同一项指控，被审两次。
　　作为一个中国人，起初，确实是感到难以理解，内心愤慨的。
　　而让我震撼的事情，仍然持续不断：我读研究生时，一位已被录取的学生，想来旁听我们的一节课。老师让她等在教室外面，关上门，说：“我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她旁听的举手。如果有一人不同意，就予以谢绝。”
　　一点一滴，我变了，变成“非我之我”。我渐渐理解、接受，并进而赞赏这些震撼过我的东西。每天早晨，当我开车上班时，路边总有一辆黄色的校车。当它的红灯闪烁，孩子们开始上车时，我就将车停在距离它十几尺的地方，我后面的汽车乖乖地等候，绝对没有人按喇叭催促。这一过程，有时长达几分钟。
　　因为这是法律。
　　在美国，我生活得自由而谨慎。自由，是因为除了上班，没有人干涉我干任何事情。但是，如此自由的环境，却是清清如水的生活。谨慎，是因为，法律是人人敬畏的存在，如果我对我的异性同事开一句玩笑，可能被当作性骚扰，告上法庭；如果我像国内那样，给女同事发“黄段子”毫不犹豫，我的饭碗立马完蛋。
　　美国会像中国这样，道德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吗？绝对不会。美国人不谈道德，但美国人很讲道德。比如，在公共场合，低声讲话；不妨碍别人；但美国人又同样热情助人，只要向人求助，如汽车熄火，开车迷路，通常都会得到热情的帮助。
　　话题回到李辉身上。在李辉关于自己为什么揭露文怀沙的自述中，他说，自己25年前就熟悉其人其事。但他迄今都没有见过文怀沙。在他与他敬重的那批文化老人（其中有许多人，如贾植芳、邵燕祥、吴祖光等有精神风骨的知识分子，同样为我敬重）的交往中，已经获得了对文怀沙人品的极坏印象，所以，情感上一直排斥，还阻挡了部分媒体的采访，减少了媒体造假、制作光环的恶果。
　　作为一个以人物探究为追求的学者型记者，窃以为，他还是应该克制自己的厌恶心理，眼见为实，和文怀沙接触一下，再重拳出击比较好。他的身体、精神状况如何，是否有心脏病，能不能经得起这几乎致命的一击？这些因素考虑一下，不会是多此一举。
　　其实，李辉在在自述中，将自己的动机和真正目标，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
　　李辉要质疑的，其实是自己置身其间的媒体。
　　文怀沙，不过是他25年来一直反感，今天终于可以一箭中的的靶子而已。文怀沙这杯“劣酒“，浇的是媒体轻浮的“块垒”。
　　这时，我才对李辉的作为，有了几分敬意，但同时，对文怀沙的倒霉，格外多了几分同情。
　　公平地说，如果李辉真是在自己供职的报纸，要推出几大版百岁老人纪念专版前，出此重拳，我还真对李辉，恢复相当程度的敬意，尽管，我仍然不赞成他的揭私之举。
　　若干年后，天下有孩子的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学文怀沙“猥亵妇女”，篡改入狱原因、学术浅薄招摇撞骗三种劣行之外，是否同时也鼓励孩子学李辉叔叔，勇揭阴私，穷寇猛追？既然李辉叔叔在公共媒体上，可以这样对待公共人物，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是否可以同样对待非公众人物，如自己的老师、长辈、领导？
　　未必，未必。
　　今日之中国，不仅没有文化大师，一个无有，甚至，敢称大家的都寥寥无几。这是一个思想苍白的年代，在美国的客厅里，打开电视机，看CCTV的新闻联播，看到的是学习科学发展观热潮的报道。这种感觉，有几分奇妙和荒诞。
　　李辉担心，这不过是一场媒体的欢宴。
　　没错，这场欢宴，已渐渐曲终人散。
　　稿源：荆楚网
　　作者：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