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户籍改革与地方保护主义

　　一位儿时的朋友，在历尽千辛万苦拿到某大城市的户口之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兴奋的告诉每一位朋友：“扬眉吐气了，不用在自己的国度暂住了！”
　　户籍有多重要？有一类人的体会应该是最为深刻的，就像我的朋友，父母含辛茹苦，供其十余年寒窗苦读，而朋友通过高考，进入名牌大学，终于鲤鱼跃龙门，到了大都市，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命运。谁料，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尽管朋友比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更加刻苦，勤奋，学业更加优异，可是，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在工作之后，以及后来自己创业，因为这个户口问题，颇受了些“折磨”。到后来，朋友创业小有所成，也积聚了一些资财，终于通过“购房入户”，解决了户口的问题。
　　这样的经历，正以不同版本不同层次的感受发生在那些追梦者身上，那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的人们，他（她）们都希望可以也能够成为一个“市民”，和城市的其他居民享有同等的自由和福利。
　　考察当前“户籍”制度的核心要旨，在于“户籍”不仅仅是一张纸，一种身份认定，而在于其背后所包含的东西：其一，它包含了某种人身管制的含义，以便于政府的管理。取得户籍与否，往往对应这种这种“政府管制”力度的差异；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所承载的公民福利和权利的差异。比如说医疗，养老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福利保障，城市显然集中了绝大部分这方面的资源。而权利差异，亦即倘若你在这个城市没有户口，那有一些事情你就不能干，除非你付出额外的成本。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教育公平的问题，然后还有在诸如就业上，创业上，也有诸多的条例限制。
　　显然，针对此种情形，户籍改革的指向无外乎两点，一是废除某些不合理的管制，譬如说因为孙志刚案而废除的《收容遣送条例》，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二是逐渐的使得国家的资源在城市和农村，在大城市和小城市，更加均衡的配置，在诸如教育，就业，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主要的民生领域，逐步的缩小这种户口后面的“福利与权利差异”！
　　考察我们当前户籍改革所面临的困局，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动力不足。之所以呈现这种的情势，就在于我们大多数的民众，专家学者批评人士以及舆论聚焦，更多的是道义情感上，户籍改革的天然合法性来表述的。“每个人在国境之内完全平等，在境内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这包括，他可以在境内自由迁徙，任何地方政府不得对此施加不合理的限制。仅对特定‘人才’开放户籍，就属于不合理的限制，因为它取消了普通人的迁徙权。而在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人们不能自由迁徙，怎么能算是‘国’民？”（秋风：《上海户籍新政的老毛病》）
　　然而，正义并不天然具备力量，在户籍改革具体的路径推进中，只有找到具体而坚实的推力，与这种天然合法性结合，改革才可能顺利发生。下面，我将试着从“地方政治保护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户籍改革的困局。
　　经济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三十年改革时期的中国，广泛的且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当中，这已是民众触目可及的现实。在去年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五常提交题名《中国经济制度》的论文，提出“县际竞争”的兴起，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中国奇迹的”形成的根源。虽然笔者亦认同，这种县际竞争是导致所谓“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认同“县”已经具有很大意义上的“公司”意味，但是，笔者对此的解答却完全不乐观，相反，却认为这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的病源：
　　其一，现实情景是，县级权力已经存在大量的失范现象，其政策具备相当大的随意性（长官决策），而且，随着班子换届，其政策也不具备连续性；
　　其二，县际竞争往往是一种突破底限的竞争，往往是牺牲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以及社会公平为代价的；
　　其三，权力失范背景下，权力主导的县际竞争，最大的危害在于，它不尊重法律，缺乏法治的约束，无法形成完善的市场法治环境，也无法发育真正的市场精神，那种尊重市场伦理，具备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企业家，到今天还尤为稀缺。
　　因此，我认为，这种权力失范背景下，权力主导的县际竞争，仅仅是地方保护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而且这个“地方保护”的真实含义，是“地方政绩保护”。它使得中国初具“坏的市场经济”的雏形，在接下来的时间，这种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贻害会表现的愈来愈明显。
　　解剖这种“县际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形式，是想要指出，倘若户籍改革按照这个模式推进，而陷入地方政治（政策）保护主义的怪圈，很可能对户籍改革形成致命的打击。
　　考察我们当前某些大城市的一些所谓的户籍制度的调整，其实已经具备相当明显的“地方政治保护主义”的色彩，因为，这些大多数的所谓调整、破冰和改革，往往不是基于对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尊重，同样，也不是基于消除人口管制，破除地域间福利与权利差异的目标所进行的考量，而完全成为城市政府的一种自利行为。譬如说，无论是“购房入户”，还是户籍非常有限度的向某些人群开放，他们制定这些政策的前提，往往是因为它认为自己需要这些人，认为通过转让“户口”福利和权利，笼络这些人之后，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的价值！
　　比照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这种走向的户籍改革或给我们通往自由迁徙的路造成致命打击，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各城市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日趋封闭的自利集团，犹为重要的是，其“自利”的方式，同“县际竞争”一样，缺乏城市之间的整体性目标，缺乏统筹考虑，同时也是突破底限的，一些涉及到公众利益，涉及到社会起码的公平正义的公共产品甚至政策制定（“户籍”就是这么被工具化了），也可以轻易被用来交换这种自利性的政策目标。因此，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目前户籍改革最大的困局，就在于各城市政府，在这种极端自利性的“地方政治保护主义”下，“户籍改革”已经丧失了天然合法性，而沦为如何更好维持“自利性”的政策工具！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在户籍制度上实施的“地方政治（政策）保护主义”，其实施主体是各城市政府，是为了更好的取得地方政绩，然而，尽管舆情汹涌，但在城市内部，因为它维护了市民的既得利益，往往还会获得市民的支持和认可，譬如说市民阶层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歧视，譬如说一些地方所具有的排外情绪，因而获得了一定的城市内部的民意基础，因而更加巩固了这种“自利性”地方政治（政策）保护主义的阵容。因此，要破除阻力，打破困局唯一也是困难重重。
　　最后，借用网友的一段话：户籍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道德问题（政府），任何一届政府，允许这样的歧视存在，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是站不住脚的！倘若我们不能充分认识这种“地方政治（政策）保护主义”倾向的户籍调整的危害，不积极打破当前“户籍改革”的困局，那么无疑，我们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稿源：荆楚网
　　作者：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