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重视民生大后方

　　许多大案要案的刑事被害人及家属生活陷入贫困，这是张立勇代表经过调研的发现，他呼吁国家尽快制订“法律援助法”，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设立救助基金；王月娥代表希望对贫困山区寄宿生生活补助实行全覆盖，以切实减轻这些孩子的经济负担；张近东委员则建议，对城市贫困人群实行家电补贴……代表委员中，许多人在为困难群体呼吁，成了他们的两会代言人。（据３月９日新华社等报道）
　　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之外，我国在社会方面取得的进步，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感到不胜枚举。比如，过去是干部官员才能分到像样的公房，现在国家着重要解决的是困难群众的保障性住房，这就是变化改变。然而，困难群众的各种问题，不是养尊处优的人凭空能够想像得到的，也不是三五天就能解决妥当的；与“财富正前方”相比，更需重视的是“民生大后方”；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都需付出百倍的努力。
　　远方以远，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艰难贫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有关人士曾到边远山区一所博爱小学，发现学生背诵课文时，能把课本版权页中的“出版发行”“书号”等统统背下来，因为除了课本外，孩子们没其他书可看，甚至连报纸是什么样都没见过。而有两封孩子的来信，一封是城里孩子写的，询问如何从太多的书中逃出来；另一封是西北山区孩子写的，说唯一的课外书是一位来采访的记者叔叔送的《安徒生童话》，他翻看了上百遍，能从头背到尾……这是促成“红十字书库”捐赠行动的因子。公民社会也是一个文明慈善的社会，但“天堂”是不可能敲一块掉到人间、变成文明慈善社会的，一切还要依靠我们自己。
　　为困难群体的呐喊呼吁，是两会会场上应有的声音。两会不是官员的“交际场”、不是富人的“俱乐部”。我们更需要“眼睛朝下”。张育彪代表建议政府“解放小摊贩”，因为小摊小贩背后往往都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小摊小贩既是一些农村进城者的生活基点，也是城里人低成本创业的摇篮。在当前的就业压力下，确有必要重新审视摊贩经济的作用。更可贵的是，为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4万亿投资项目已做了必要调整。看得出来，4万亿投资已大幅度向民生保障倾斜，比如用于灾后恢复重建的约占1万亿，用于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约有4000亿。钱用对了地方，钱才真正值钱；4万亿若是造就一大堆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岂不糟糕。
　　各种各类具体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都有赖于制度法律的建设。《社会保险法》有望今年通过，这就是一个好的消息。法律如何覆盖社保漏“网”人群已成为两会热议话题；对于放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俞光岩委员建议，医保卡应建立家庭账户，直系亲属间可以通用。如今一家三口中，小伢儿往往是最需要医疗保障的，可偏偏不在其中。家庭本身是一个保障整体，如果今后能够提高保障水平，做到“一家一账户”、打通使用，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救”，这都需要福利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福利公平。极端的非福利社会当然是不好的，因为那会无法照顾困难群体；极端的福利社会也是不好的，因为那样会培养懒人。所以，重要的是在两者间找到制度性的黄金分割点。
　　稿源：荆楚网
　　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