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人月：廉租房该不该有厕所只是屁大的事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接受采访时抛出的这一观点，引来各方热议。
　　对茅于轼，笔者本来不想说三道四，一则这种奇谈怪论见得多矣，于层出不穷的忧国忧民“金点子”中，区区廉租房该不该有厕所只是屁大的事，何足挂齿；二则网上的拍砖也多矣，见仁见智，民心所向一目了然，也不差俺这一点嘎口水；三则茅老先生一向标榜“为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代表着社会由富到穷的各阶层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论穷与富，在茅老先生眼中“手心手背都是肉”。茅老先生的经济学一向如此普渡众生，今年又整整80大寿矣，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说什么也不合适。我是生怕一不小心，言多有失，对老先生或有不敬之处，岂不罪过啊。
　　人之将老，其言也善，茅于轼好心好意为穷人着想，怕富人抢住穷人的房，出此高招，穷人要鼓掌才是。或如评论所言，茅于轼只是打了一个比方，希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不适用”性引起政府重视，
　　厕所问题只是个伪命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透过厕所细细品味他的良苦用心才是。
　　果然，茅于轼随后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称，“厕所论”引起如此激烈争论自己也始料不及；而对于有人认为“厕所论”有歧视穷人之嫌时，茅正面回应称：“就是歧视穷人！”“制度使然！”
　　茅于轼为“厕所论”作了图穷见匕的注解：就是反对建经济适用房。
　　所以，茅厕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让政府停止为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难推出的经济房计划。
　　因为“能拿出几十万元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穷人”，他们本该买商品房的，国家要是提供量大经济房，必然影响商品房的销路。茅于轼是在替房产商操心，还是替穷人操心，不言自明。
　　所以，廉租房该不该有厕所，于茅于轼的本意，真的只是屁大的事。
　　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啊。
　　当然，茅于轼为反对经济房，又不忘打出经济学家惯用的“公平效率”，有此大帽子，冠冕则堂皇也，师出有名，名正则言顺，何错之有？
　　按他的说法，经济适用房是地价便宜，土地没有物尽其用，所以没有效率，能买经济适用房的人不是真正的穷人，经济房占了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廉租房空间，所以又不公平。
　　如此说来，每一寸土地都建成摩天大楼或天价的“汤臣一品”之类才是价值最大化，建商品房或廉租房都是浪费；能买经济房的固然不是“穷人”，但也绝不会是富布斯上的富人吧。让中等收入居有所住，为啥就不行？
　　茅厕论为谁辛苦为谁忙，不说也罢。
　　我倒是想起另一则“为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的经典发言。
　　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首善陈光标在全国两会期间诚恳建议：名牌大学的思想应再解放一点。富人的子女要读这些名牌大学，差一点分都可以收，但要高额收费。然后，把这些富人掏出来的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最终实现教育公平。
　　谁都知道，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比起陈光标惦记的“教育公平”，茅于轼的厕所问题真的只算屁大的事。
　　茅于轼应感到汗颜：你看，富人的钱多得花不完，瞄准的是让孩子买个好大学，为下一代着想呢，谁还去抢你的廉租房。
　　温总理曾说过穷人经济学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也好，一些委员代表也好，虽然“为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好像并没有真正体现穷人的经济学。不是有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异口同声么：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
　　这与茅厕论惊人的如出一辙，换言之，就是中国住房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购房者求房标准过高，导致住商资源“拥挤”。意即房子不能有厕所啊，都想有厕所，住得“经济又舒适”，就是要求过高啊。
　　那些大人先生们，总有这样的论调，让人实在无话可说。要么就是浮于表面，不了解或不愿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如晋惠帝的“糜肉论”一样让人觉得无知，要么就如《人民日报》不久前刊文指出的，警惕学客沦为“掮客”！
　　“学客大多持有一技之长，有大任在肩的派头，遮蔽性、迷惑性更大。但是学客与学痞本质上没有差别，都唯利是图，见风使舵，丧失学术良心，缺乏社会公德。不同的是，学客比学痞更加高明，他们善于利用学术的名义为自己的‘别有用心’自圆其说，天真单纯的人往往大上其当。正是由于学客冠冕堂皇的‘礼帽’容易蛊惑人心，混淆是非，学客受到了一些政客和商人的热烈欢迎。”
　　对各种雷人之语，不妨以“掮客”之心度之罢。
　　稿源：荆楚网
　　作者：余人月（武汉 媒体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