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社会精神病”孙东东之病例分析

　　“精神病”教授孙东东，如果我这样说，就涉嫌到人身攻击。从精神病病理学来看，孙东东很正常，根本就不是一个精神病，这个事实大家都清楚。但是，毫无疑问，孙东东又是另一种“精神病”，从社会学语境而言，我们说一个人是“精神病”，是“疯子”，可能指向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结构，他（她）的心灵是否扭曲？他（她）的灵魂是否还具备起码的悲悯和人道？他（她）的言语说辞是否反文明反基本常 识？
　　毫无疑问，相对于医疗学的“精神病”，后面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更加可怕，因为前者我们有“精神病院”，有药物治疗，还有孙东东这样的专家，支持将他们强制治疗；但是后者，我们缺乏药物，缺乏法律，缺乏具体的应对手段，只能依靠整个的“社会秩序”为其疗病，其根本意义是：倘若一个社会正常，那么我们可以为孙东东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病”疗伤，让其恢复成为一个正常公民；倘若这个社会不正常，那么这些“精神病”不但得不到“治疗”，反而有可能成为社会秩序中的强势群体，然后“反戈一击”，认为只有自己“正常”，而整个社会被他们视作一个大的“精神病院”。用高度抽象的学术术语概括是，是社会秩序紊乱，这还不够严厉，应该是“社会秩序颠倒”。
　　剖析这种社会精神病之前，请先填三个选项：
　　1：老上访户是精神病，（老上访户和我们一样，是这个国家的正常公民，其指向意义是认为“公民有病”）
　　2：“孙东东们”是精神病。
　　3：权力是精神病（亦即培育众多“孙东东”的权力体系和制度构架）。
　　答案其实是公众心知肚明的。
　　孙东东说了一大段疯话，他斩钉截铁地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
　　如同林嘉祥那段“屁论”，引起“社会”剧烈反响。“社会”不会无故就有剧烈反响，“社会”同样是有情绪的，因为构成“社会”的你、我、他是有情绪的，有想法的。上访户们会有反响，因为被人无缘无故整成精神病很不爽；知识分子会有反向，因为孙东东作为有名专家，诬陷，侮辱一部分人，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媒体会有反向，因为这里面可能体现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碰撞，形成热点；其他民众会有反响，因为他们担忧这一刻不“反响”，下一刻“孙东东们”就可能指向了自己。
　　这些都属于这个社会的正常力量，是自我净化，治病救人，维持社会进步的因素。在某个时候，当“孙东东们”并不具备自我反省，而只有狂妄无知，自我堕落的能力时；当权力固步自封，刚愎自用，只会死水循环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真正有“社会精神病”并不具备自我治疗能力的时候，需要强化这些社会性的净化力量，进步因素，推动他们亦步亦趋的改变。
　　现在，孙东东出来道歉了，当然，这个道歉无关痛痒，而孙东东这个北大大教授，精神病学权威，卫生部专家，甚至还是《精神卫生法》的起草专家之一，不会受到多少实际的影响。
　　因此，一个很大的呼声是，希望孙东东立马就成专家队伍中滚蛋，从起草人，从北大，从一个资历深厚，权威赫赫的专家，滚蛋下马，沦为白丁。这当然不现实，现实是，还有很多“孙东东”大放厥词之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比如孙东东在三鹿事件时，就说过：“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更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访户收到了权力一方诸多诸多不公的对待，那些上访户被当做“精神病”强制收押的，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有效方式，这些实例的存在，完全可以让人觉得，孙东东只是在阐述这个社会存在的“事实”，而且，很多时候，它是被视作正常的。
　　作为公民，以及所有希望推进公平正义，社会进步，制度改良的力量，都会不由自主的希望，在那些极端的个例，那些大事件中取得最大的成效，譬如说林嘉祥事件，譬如说杨佳案，譬如说瓮安事件，譬如说“正龙拍虎”。这至少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指向这些可能正面力量自身的，他们多少总是抱着激进的思维，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快速的取得成效，希望可以迅速的推进社会的改变，当他们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而是一波三折，受到挫折的时候，就很容易颓丧，沦为“打酱油的”，沦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不得不说，这依然是在民众身上存在的一种“社会精神病”。这种思维，长久积累，趋向极端，就是“宁革命，不改良”的暴力革命的社会思想基础。
　　其二，则是指向“孙东东”们，尤其是培育，庇护了大量孙东东们的“权力精神病”，民众的不解，民众的怨恨，民众打酱油，民众时刻准备推倒重来，这些思绪不是一日形成的，乃是权力长期固步自封，刚愎自用，甚至打压社会正常力量推动改良，促进进步的情况下，长久累积起来的。这种政府和民众的鸿沟一直存在，需要弥合，需要修复，修复的力量从何而来，至少以中国全能政府的当下情景，政府需要更多反省，更多作为，而不是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官僚群体所绑架，沦向塌陷的深渊。
　　社会总是在不但的斗争博弈妥协中螺旋前进，这几乎是已经被历史检验的，社会进步的最好方式了。就孙东东事件而言，依然还留有不少空间，显而易见的是，我并不主张北大因为一个教授的言论，而解聘孙东东，这也很不可能。但是，北大学生呢？他们是否可以不缺席，可以出来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愤怒，可以不去上孙东东的课，可以抵制孙东东这样的教授呢？譬如说，是不是可以顺藤摸瓜，指向官聘教授的制度建设，卫生部的专家委员，《精神卫生法》的起草专家，这些专家是怎么来的？需要什么条件，要为自己的言论观点承担何等的责任？这个过程是如何操作的？信息是不是可以向公众公开。
　　如此这般 ，都表明，在这个充斥“社会精神病”的社会力，社会改良的空间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小，不要小看这些控件，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权力体制的改善，往往正是由把握，利用这些这些空间开始，而永远不是对抗和革命。
　　稿源：荆楚网
　　作者：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