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志：反贪官员如何脱身利益格局之外

　　山西一名检察官透露，繁峙县反贪局长穆新成已被双轨1个半月，但尚未接 到刑拘报告。知情人士透露，凡矿主均须向其进贡，此次落马与矿老板举报 有关。穆新成财产大概有2亿元。（6月25日《成都商报》）
　　以办案的名义索贿，这在一些富庶地区，确实“来钱太快”，两个亿资产的累积，让人瞠目结舌。此新闻无疑将会以“反贪赃者成大贪”的尖锐字眼，“监守自盗”的通俗解读，而引发舆论热炒。前有“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现在又出来个“反贪局长”穆新成，中国式反腐的尴尬与无奈，再一次被纳入公众视线。从这个方面讲，也算好事，制度改革、社会进步、人民觉悟……就来源于这一个个案例的剖析、思索、争辩、博弈、包括学习与妥协，来循序渐进，来更快地向着公平正义迈进。
　　应该说，目前我们的反腐手段与监督类型不可谓不多，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而且还不光是喊口号，诸如煞费苦心地不时派出类似古代钦差大臣那种“工作组”、又创建了聘请社会贤达等随时监督的“巡视员制度”；刚刚过去这一周是全国检察机关举报宣传周，全国还掀起了一波公布举报电话、高额悬赏举报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我们的反贪格局，由于制度设置的缺陷，常常只能寄望于具体反贪工作的操作者，能有良知、担当、以及不惧当烈士的勇气。这种属于官德自律范畴的要求，便少了些制度约束力。“上级授意”与“表态”，仍然是反与不反、拿不拿下的尚方宝剑，“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了一个死结。好些贪污者事后都反省，那钱送到手边，太容易了，谁能抵得住那诱惑，我们的监督体系有漏洞，是不争的事实，让人费解的是，如何补漏，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有效的良策。
　　从脱身利益格局这方面来讲，最初我们想到的，是官员流动，以流动来使官场上“官与官”“官与商”等的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不那么容易，但官员流动又对施政架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有副作用。官员流动，尤其是组织人事、纪委监察、财政审计等实权岗位的官员流动，有利于官员脱身于利益格局之外，正如仇和昆明赴任就职演说所言：“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这一表态，几个“无”字，显示了脱身利益格局之外与执政为公、执政为民的互促关系。但反过来说，实权岗位的常常流动，又会使一个地方施政方略不能恒常，不能持久，一朝天子一朝臣，人走政息，光人事折腾便会浪费掉许多行政资源与时间成本。
　　西方的三权分离，虽然有悖于我国特色，不能照搬，但其监督体系独立于利益格局之外的好方法，我们不妨拿来为我所用，离我们最贴近的如香港“廉政公署”的有效反腐举措，常常为坊间津津乐道，研究这些举措以其相对合理性与中国内地实际相结合，这样的步子应该再快一些。时下，深圳不是在尝试弄一个行政三分试验吗，可光申请“许可证”就费去了六年，可谓举步维艰，实为憾事。
　　人性本恶论者认为，权力魔戒天然会引诱罪恶，是人类最古老的春药，也是文明生生不息的挑战，有权力者便有罪，因而，要“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权力”，而这，也许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圈定公权力的边界，需要有脱身于利益格局之外的监督，这正是我们制度设计理应有所突破的硬土。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