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些媒体不难发现热议高级成员问题官员何去何从问题的现象应接不暇，从彭水诗案到周老虎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时间呈递减趋势， 时间越来越短，仿佛是在嘲笑行政问责制度。我实在不明白上级有关领导为何对被问责官员干部如此青睐。
诚然，国家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他们过去也许为党、为人民作出过贡献，也许他们才华出众、能力过人，对“问题官员”不该一棒子打死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是条真理。
然而，7月29日，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交通局前局长谢林因两年不交停车费，并涉嫌辱骂和殴打负责物管的六旬老汉一事被媒体披露。8月5日，龙马潭区纪委给予谢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免去谢林交通局党委书记职务，并免去其交通局长职务。没想到仅过两天，被免职的谢林即到泸州市经济开发区管理中心报到。10日，谢林正式出任开发区办公室副主任。（8月13日《成都商报》）在官员身上的毒瘤没有化脓之前，就通过调职、返聘、异地为官等各种方式使“问题官员”迅速“转正”，把“救人”放在了前面，未免有糊弄百姓做游戏之嫌。
表面上看，高级成员问题官员何去何从是落实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个人认为，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干部选拔使用问题。封建社会，使用干部得力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三国时期的“紫髯碧眼号英雄”的孙权，具有“能使臣僚肯尽忠”的本事。且不说他礼贤下士对老臣张昭“以师傅之礼”，也不说他不论贵贱曾让大老粗吕蒙“总制诸路军马”，更不说他不计前嫌待降将甘宁“同于旧臣”，仅凭他先后拜“年幼望轻”的周瑜、陆逊为大督都，就足可说明孙权用干部确实魄力非凡。这两位“新干部”虽“拜命万死不辞”，然其属下不服咋整？他取佩剑与之道：“如有不听号令者，斩！”不仅如此，孙权还颇讲究层次领导，坚持按级负责，对干部用之不疑。就连周瑜火烧赤壁、陆逊火烧连营这样重大的战役，他也并非事必躬亲地指手划脚，而是待其凯旋归来后方亲自“犒劳鏊兵将士”。
同样，马谡有才，诸葛亮虽然喜欢马稷，对待马谡他也没事必躬亲地指手划脚。遗憾的是马稷的狂妄、无知，不仅害了自己，而且坏了蜀汉伐魏之大业。公元二二九年诸葛亮为了严肃问责，不得不挥泪斩了马稷。如此这般用干部、待干部，比起那些“说你行你就行”、“说不行就不行”， 显得更公正、更高明。
其实，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诱惑、争斗和利益，每个人都在自己内心天平的指导下，努力的获取那些属于或者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时不免偏离正确的航向。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梅思平、陈公博、周佛海不光彩的汉奸史，其实1919年5月4日，三个年轻人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从从热血青年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读到这段历史，我在国民党问责官员干部还算有力。
孟德斯鸠曾言，“权力应该被用来限制权力”， 7月12日实行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就是对官员的问责和复出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上级领导干部、盛气凌人刚愎自用爱听恭维话的上级领导干部，还是没有摆脱“圈子意识”，对即便是出了大问题的“圈内人”，仍然是“说你行你就行”照旧委以重任。相反对不是“圈内人”即使你才华出众、能力过人，照旧 “说不行就不行”，弃置不用。
历史上魏、蜀、吴三国之所以能够鼎立抗衡，毫无疑问与曹操、刘备、孙权知人善用、严肃问责有关。否则，三国鼎立抗衡的局面就会化为泡影。
因此，我呼吁：一方面完善制度设计，从根源上防止问责官员干部工作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加强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修养，对被问责官员干部既要监督、管理，更要爱护、挽救，但是绝对不能溺爱，重新启用时务必慎重。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