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官员的变化有目共睹。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见到媒体不再躲躲闪闪,甚至主动递上名片。这种变化上至“庙堂之高”,下至“封疆大员”,让这几年跑时政的记者感觉越来越有“料”了,也让老百姓觉得官员们离自己更近了。(中国新闻网9月21日)
实际上,官场上之所以多年保持“不出头”、“不逞强”因而“不敢言”的思维习惯,不仅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提倡的“集体决议”、“民主集中”等原则(官员大多都用“会议一致通过”等内容的话来“对外说话”)密切相关,更与官员个人无法真正“负责”有关。由于所有事件过分强调“民主集中”,过分强调“集体意志”,因此谁也不愿以“个人”的口吻在公众场合“说话”。如此“只关集体无关个人”的回答方式,即使是有“后遗症”也不用官员们个人担心。而且,由于“集体决定”的事情往往政策味过重、原则性太强而或多或少地脱离了群众,或者是说“务虚有余而务实不足”。
显然,这不是百姓所需要的和所期待的。敢于真正打破这一传统的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的是最善于求真务实和敢于创新的邓小平,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第一次以“西欧方式”见记者时得到了破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四百多名记者争相报道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新形象,应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官员“形象大变”。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带头“敢言、善言”下,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官成为首批出现在镁光灯下的官员,而后,大批官员主动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前台,还原成一个“人”的形象:原国务院副总理“铁娘子”吴仪;“刚柔相济”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敢于“说狠话”、被称为“灭火部长”的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现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承诺杜绝官场“潜规则”的前商务部部长、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称国家财产“看门狗”原审计署长“铁面”李金华……
而这些官员之所以以“敢言”和“善言”形象示人,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这些官员作风正派、雷厉风行、敢于担责、善于负责和求真务实。正是有这些“底气”在,这些官员才不怕说错话,不怕被人“说闲话”,更不怕被外界较真。与其说,这是大环境、是社会多元化使然,不如说,是中国政坛赋予了官员们更宽泛、更具体的责任与使命,赋予了更多的政务信息公开的义务,因而也使得官员们有了更大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这些官员们能够敢于一改昔日的保守形象,主动深入基层,面对群众和记者并积极表明自己的态度。显然,这不仅是官场“开放”的表现,更是政府“开放、开明”的表现,是中国民众“知情权、批评权和建议权”扩大化的表现,是整个中国政治甚至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民主进步和开放胸襟的表现。
我们期待着,如此“敢言、善言”的官员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官员的日益增多,就是作风正派、雷厉风行、敢于担责、善于负责和求真务实的官员的增多,是中国政坛的一股清正之风、务实之风,是官员主动性、积极性得以逐步彰显的表现,是公众知情权和“质问权”逐步扩大的表现,更是整个中国社会民主进步、务实求真、文明开放的表现,不仅是民众之福,更是国家民主进步、富强文明之所在。因为表面上是一种官员的“敢言、善言”,更是实际的“敢于做事、善于担责、勇于创新、务实为民”的表现,而“科学发展”中的中国,不断追求创新理念和执政为民的理念的中国,需要的正是这些难得的正气和正义之风。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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