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案备受世人关注，因为它代表中国政府“打黑”的决心和行动力。《京华时报》报道，在文强系列案庭审进入的第五天，控辩双方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文强是否构成受贿罪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上。公诉人对于文强等人过年过节收受的礼物咬定是受贿行为，称“他们拜的不是年，是权力”，但不管是文强，还是其下属黄代强、赵利明、陈涛对于公诉方的认定都有异议。
作为控辩双方（或当事人），自然会据理力争，所依据的是实证和法律条款。当然，也不乏存在钻法律漏洞来置对方于死地的现象，而且是自古以来就不乏类似的法律黑幕交易，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的美国。在文强案上，公诉方对于文强等人过年过节收受礼物的认定依据的是文强等人对犯罪供认不讳的大多数事实，但他们忽视了对于文强等人过年过节收受礼物细节的追究和查证。笔者以为，文强等人收礼的行为就应该归原于收礼，受贿就得认定是受贿。在收礼还是受贿的问题上，法院不能含糊其辞。
为什么这么说？文强作为重庆的地方要员，被一些人放在心上也是自然之事，就像每年过年都有大批外地官员到北京送礼一样。这个现象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普象。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第一次收礼是过年时送礼人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送了近千元。第一次收受数额较大的贿赂也是过年时——一个老板在送的一箱牛羊肉里用报纸包着一万元。王怀忠对于收受的第一次“大礼”，也是觉得不妥，但却并没有阻止这种行为的继续发生，所以他成了阶下囚。
官员对于收礼、受贿事实概念的模糊，导致了一个个官员从收礼变成了受贿，从受贿变成了犯罪，最终让自己成为阶下囚。这不能不说是官场文化的一种不幸。但这种不幸，却在明确的法律条文之中“雪上加霜”——人们都以为抓到了一个运气不好的官员严厉地惩治一下，就能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用。其实不然，正是因为这种从官员到公诉人模糊收礼与受贿的概念，才导致了一个接着一个官员成为因为分不清收礼和受贿而下马的“杯具”。
法律有规定，认定一个人的某个行为是否犯罪，要有三个条件，即犯罪意图、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没有犯罪意图，只有犯罪行为和结果，那么，通常情况下都会酌情量刑。虽然犯罪结果是判定一个人的某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的最可靠证据，但像文强过年过节收受的礼物是否属于受贿依然需要公诉方追根揪源，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在面对既定的“坏人”——文强之时，对于其某个行为也不能不查证就定罪，甚至凭借经验和普象来定罪。
这样给“犯人”判罪不但无法让罪犯心服口服，甚至可能损害法律本身的权威和效用的继续发挥。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纵使文强等人是十恶不赦之人，但也必定要依据法律来定刑量罪。惩戒…惩戒，关键还是“戒”。光有“惩”，即让官员们害怕收礼，但却助长了官员们暗地里受贿，这实在有悖于法律存在的意义。
稿源：荆楚网
作者：肖隆平